进”。
裴承毅留在总参谋部，林啸雷与章忠宪都会把他当作最强大的竟争对手。按照最简单的斗争原则，林啸雷与章忠宪肯定会联手除掉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再决高低。裴承毅主动离开总参谋部，让林啸雷与章忠宪失去了共同“敌人”，也就没有必要对付裴承毅，从而使两人的矛盾迅速激化。
不管两人谁笑到最后，都会因为过于露白被王元庆冷落。
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裴承毅的猜测。他在国防大学深造的时候，林啸雷与章忠宪首先在2032年的军费预算上产生矛盾，虽然只是5的差距，但是军费预算是次要问题，主要还是谁来主导共和国军事建设。从此林啸雷与章忠宪的矛盾浮上水面，就算两人没有私心，争夺军费是为了本军种的未来发展，可是仅此一件事情就能决定两人的地位，从而决定未来总参谋长人选。
最终的结果很出人意科。
王元庆先是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然后赶在换届前完成了第二次军事改革的最后一项工作，即对总参谋部的指挥机制进行全面调整，最后把彭茂邦请回首都，由彭茂邦出面给项铤辉做工作，让项铤辉留了下来。
也就是说，林啸雷与章忠宪你争我夺，最终便宜了项铤辉
这个结果，连裴承毅都没考虑到。
事后，裴承毅不得不承认，项铤辉在这件事上耍了小心眼。支走裴承毅，引发林啸雷与章忠宪之间的矛盾，项铤辉成为最大收益人。也就是说，项铤辉的根本目的不是让裴承毅避开军内斗争，而是让自己获得继任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项铤辉摆了裴承毅一道，而且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拖了裴承毅的后腿。
当时，裴承毅心里很不是滋味，甚至萌生了退役的想法。
直到2033年初，也就是裴承毅完成2年培训学业，准备离开国防大学的时候，与王元庆的一次会谈才让他回心转意。当时，王元庆以共和国军队统帅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期将官培训班结业典礼，亲手为包括裴承毅在内的数十名少壮派将领佩带上崭新的肩章，还参加了当天晚上举行的毕业宴会。王元庆在宴会中单独会见了裴承毅，向这位指挥过数场战争的少壮派领军人物介绍了共和国的情况。在与王元庆谈话的时候裴承毅才了解到，项铤辉早就想离开总参谋部了，没有走成，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王元庆留了下来。原因很简单，针对印度的大规模战争即将爆发，整个作战计划都是在项铤辉的主持下完成的，如果在此时更换总参谋长，不管是林啸雷还是章忠宪，都不可能像项铤辉那样，完全遵照元首的意思指挥作战行动，也就不是最优秀的战时军事统帅。
项铤辉很重要，裴承毅也很重要，因为裴承毅是作战计划的具体制订者。
王元庆单独找裴承毅谈话，不但消除了裴承毅对项铤辉的猜疑，还让裴承毅对军人的义务与职责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毕业之后，裴承毅没有返回总参谋部，而是以军事协调员的身份前往伊斯兰堡。
让裴承毅前往巴基斯坦，除了帮助巴基斯坦完成军事指挥体制的改革工作之外，主要是为巴基斯坦提供战略指导意见，使巴基斯坦与共和国同步完成战争准备工作。
在伊斯兰堡，裴承毅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当时在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当文秘的柳青青。
两人从认识到结婚只用了半年时间，算得上“闪婚”。裴承毅看中的不是柳青青出身外交官世家的身份，也不是时任共和国外交部南亚司司长的岳父柳玉龙，而是两人相似的工作环境。作为驻外使领馆文秘，柳青青长期在国外工作，与裴承毅长期在军队工作一样，早就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即便丈夫长期不在身边，也不会有多少怨言。根据国防部对离婚军人进行的调查，绝大部分都与夫妻长期分居有关。
婚姻与女儿改变了裴承毅的生活，也影响了他的事业。
如同任何一个父亲一样，裴承毅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女儿身上，花在了家庭上。因为分到了一套单家独户的庭院，所以裴承毅把早年因脑溢血瘫痪的母亲接到了巴基斯坦，还聘用了两名巴基斯坦军队的勤务员。
可以说，在巴基斯坦的这两年，裴承毅更像普通人。
当然，裴承毅没有因此而忘记军人的职责。
4年多，共和国的变化更加显著。
2031年中，国内局势稳定之后，王元庆开始大刀阔斧的调整行政区划。
看上去，这与政治改革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这是深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步骤。
按照全体代表大会在2031年7月通过的行政区划修改调整实施细则，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澳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通过重组、分化为48个省级行政区，新增的省级行政区包括伊犁哈萨克自治区原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区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疆直辖市原新疆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山北藏族自治区原西藏阿里地区与日喀则地区、山南直辖市西藏山南地区、林芝的米林与墨脱县、以及收复的藏南地区、西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库尔市与鄂尔多斯市部分地区、呼伦贝尔直辖市呼伦贝尔市与兴安盟、甘北省酒泉市、张掖市、金昌市与武威市、川西自治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与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川直辖市达州市、巴中市、南充市与广安市、北部省大兴安岭地区、黑河市、齐齐哈尔市、与伊春市、西南自治区迪庆藏族自治州、丽江市、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市、临沧市、怒江傈傈族自治区与攀枝花市、凉山彝族自治州区、辽东直辖市大连市、营口市、鞍山市与丹东市、山黄直辖市威海市、烟台市与青岛市、苏北直辖市徐州市、连云港市、宿迁市、淮安市与盐城市，福南直辖市龙岩市、漳州市、厦门市与泉州市，行政区划变更的有吉林省、湖北省、湖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江西省、浙江省与河北省。
此次改革，不但使省级行政区划变得更小，还对全国经济布局做了全面调整。
将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多人少的自治区分化划成多个省级行政区，新增几个面向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孟加拉国、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朝鲜等邻国的直辖市，非常有助于增进边境贸易，加强共和国与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将沿海发达地区的副省级城市设为直辖市、比如辽东直辖市、山黄直辖市、苏北直辖市、福南直辖市，能够更加有效的发挥如同大连、青岛、厦门等特大城市与发达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较落后或者较偏远地区设立新的省级行政区，比如东川直辖市、苏北直辖市，能够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除了经济上的原因，调整省级行政区划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改革。
随着省级行政区划数量增加，权力必然分散，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权力，使地方政府难以抵制中央政府的改革政策。
2032年初，换届选举之后，王元庆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除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县级基层代表普选之外，还在辽东、河北、山东、山黄、苏北、江苏、上海、淅江、福建、福南、广东、广西、东川与重庆等14个省级行政区进行“县级基层政府直选”试点工作，即由县级代表大会选举代替上级任命，直接产生县级政府。
改革走到这一步，已经势不可挡。
可以说，直到这个时候，政治改革才触动了地方官员的核心利益。
县级代表由公民直接选举，再由公民选举的代表选择政府官员。如此一来，县级政府的负责对象不再是上一级政府，而是投其选票的代表与选择代表的公民。改变了政府的责任对象之后，政府官员的任命不再完全由上级政府决定，而是由公民决定。虽然改革进行得并不彻底，比如县级政府官员要想获得升迁，仍然需要上级政府官员的提拔，但是县级政府官员要想获得支持，必须为选择他们的公民负责。
按照外界的预测，王元庆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