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握的信息，他实际上是一个稳重务实的政治家，即便在脱下军装之前，他也是一个稳重务实的军人。”
杜奇威朝洛布林夫人点了点头，说道：“确实如此，以我的了解，裴承毅与理想主义者沾不上边，是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份子。”
“既然如此”洛布林夫人立即皱起了眉头，似乎没有搞清楚杜奇威的意思。
“这才是让我感到背脊发凉的地方。”杜奇威长出了口气，说道，“众所周知，理想主义者会为了理想而冒险，也就会在冒险的时候忘记危险，犯下错误，给对手可趁之机。现实主义份子却不会轻易冒险，或者说，现实主义份子没有明确的目的，即便有，也不会表现出来。因此现实主义份子会朝最大利益奋斗，更会在行动的时候万分谨慎，绝不轻易给对手创造机会。在脱下军装之前，裴承毅就是个现实主义份子，特别是在中东战争中，他的务实精神体现得非常明显。设想一下，在他的统帅下，中国更好对付，还是更难对付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国变得更难捉摸了。暂且不说其他事情，毕竟他刚刚上任，还没有获得多少表现机会，仅以今天发生的事情来讲，如果仅仅为了对付俄罗斯，有必要在动手之前如此大张旗鼓的调配军事力量吗洛克维尔、菲利普，你们会这么做吗不管怎么说，如果让我来安排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做。要知道，中国本土西北与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非常发达，朝鲜的交通网络也四通八达，加上两地都有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以及与之配套的军事基地，再加上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国陆军无与伦比的战略机动能力，有必要提前向前线运送物资吗十六年前，中国军队能够奔袭数千千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中东战争，十六年过去了，难道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不升反降，反而不如十六年前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今天发生的事情绝不简单，不但是早就预谋好了的，而且与中国当局、或者说与裴承毅的真实目的有密切关系。”
“也就是说，中国不见得会主动攻打俄罗斯”史塔克抢在他人前面问了一句。
杜奇威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道：“真要这么简单的话，裴承毅就不是那个让我们吃了数次败仗的战略天才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毕竟以中国的传统思想，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正义一方终究会取胜。虽然这种战略思想是拿来骗人的，特别是拿来蒙蔽平民百姓的，但是受其影响，中国当局肯定得考虑战争的正义性。换句话说，如果能让俄罗斯挑起战争，不但对中国有利、对中国当局更加有利。问题是，中国当局完全可以抛弃这种观念，裴承毅本来就是一个不按规则出牌的人。换句话说，我们根本不可能准确判断中国当局的意图。如此一来，我们也就无法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说直接一点，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当局会主动挑起战争，就应该积极协助俄罗斯，从而使俄罗斯的局势失控，最终让俄罗斯打响第一枪。如果情况截然相反，我们就得采取相反的策略，即压制俄罗斯，让俄罗斯不要轻举妄动；暂且不论这么做能否产生积极效果，就算能，也会使俄罗斯的国防实力受到影响，从而为中国创造了一举打垮俄罗斯的机会。也许还有第三种、甚至第四种可能，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始终只能被动应对。”
杜奇威把话说到这个分上，再愚钝的人都听得出来总统的言外之意。
既然别无选择，就不用再处心积虑的去找应对措施，顺应局势发展，才能最有效的保护美国、捍卫美国利益。
卷十四 硝烟漫天
第20章 血性
美国高层会商的最终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当局在战与否的问题上不再犹豫。
更重要的是，共和国大范围调运军事物资、积极为战争做准备很快传遍了全世界，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发现共和国的军事调动集中在本土西北与东北、以及东北亚地区的朝鲜半岛时，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迅速从共和国转到了俄罗斯，讨论的主要话题也由“共和国会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变成“俄罗斯能不能挡住共和国的雷霆一击”。分析局势的时候，一些西方新闻媒体还唯恐天下不乱，故意翻出了一些陈年老账，其中就包括前几年，在共和国民间传得沸沸扬扬的、对中俄历史纠纷的一些观点与看法。
实事求是的讲，中俄交往史，就是一部恩怨史。即便从1840年后的近代算起，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一个人口最多，一个国土面积最广阔就没有真正友好过，总是处在不那么正常的非平等关系状态之下。如果按照两国的相互关系，可以大致将两国的近现代交往史分成三个阶段，一是从1857年双方签订爱珲条约到20世纪60年代初双方关系彻底破裂的100多年，这是双方关系极为不平等，而且俄罗斯占绝对优势的阶段。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20年代末的40多年，这是双方关系相对平等，且双方均不占绝对优势的阶段。三是21世纪30年代之后，这是双方关系再次变得不平等，而且共和国占据绝对优势的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之间，还分别有两个相对较短，以相互猜忌、隔绝往来为主的间隔时期。
由此可见，虽然共和国现在拥有绝对优势，但是吃亏的肯定不是俄罗斯。
落后就要挨打，肯定是铁打不动的真理。问题是，强大之后，要不要清算旧账
与之相应的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具备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的韧性，那么要不要具备以血还血、有仇必报的血性
可以说，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决定了共和国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中东战争之前，共和国全国上下还沉浸在民族复兴的喜悦之中，只有国家领导人在着重考虑未来，绝大部分民众都对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心满意足，那么中东战争就是扇在中华民族脸上的一记耳光，打醒了沾沾自喜的炎黄子孙，让10亿人猛然认识到，民族复兴远未实现，国家离强大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也就在2042年前后，共和国的民众开始讨论这两个问题。
如果在40年前，这样的全民讨论肯定会遭到禁止，至少会受到国家媒体封杀，最终销声匿迹。不管怎么说，对于需要韬光养悔的国家来说，任何扩张话题都有害无益。
可是在中东战争之后，这样的话题不但不会受到禁止，反而会得到官方支持，至少能得到各级权力机构的默认。不管怎么说，中华民族复兴不是几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政府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所有炎黄子孙的事情，只有集思广益、只有广开言论、只有深入探讨、只有群策群力，才能找到最适合中华民族复兴方式，也才能在复兴的道路上少犯错误、不犯错误，以最的代价再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