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人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一旦下了决心，却也拥有超乎异常的坚韧和顽强。
事实上，在决定再忍一把，将陆军总司令一职交给史迪威之前，他已产生了即使没有美国帮忙，自己也要独立撑下去的想法，即所谓“不能不有最后独立作战之打算也”。
现在，你们已经把我逼到墙角，忍无可忍，退无可退，该轮到我来给你们下通牒了吧。
传达这一“通牒”的是宋子文和孔祥熙。
宋子文找赫尔利，孔祥熙去拜访罗斯福，大致意思为：其一，总统的那个电文太过分了，是对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挑衅，实为美国之污点；其二，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军人是不愿受外人之“侮辱”和“奴视”的，可是史迪威正好“侮辱”和“奴视”了我们。
罗斯福这才猛醒，稀里糊涂签下的那个电文真把蒋介石给逼急了。
此时，他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撤换史迪威，要么放弃中国这个盟友。
虽然一段时间以来，他和史迪威一样，或者说是受了后者的影响，对中国战场极不满意，但不满意跟不需要毕竟还是两码事。
如果中国真的跟美国说拜拜，就极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会因顶不住压力，放弃对日本的抵抗，如此日本立刻可以把中国战场的兵力抽出来，转用于太平洋，这对美军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换言之，中国打仗不卖力，可能是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而如果干脆不打仗了，那就不是光浪费钱的事，是要多死人的美国人。
一直以来，美国政府都有这么一个习惯，怕死人。它算账精，不愿多花钱，可如果可以少死点人，那就情愿多花钱。
美国人命值钱，这是占第一位的大事。
只有换史迪威了。
罗斯福亲自和马歇尔交谈，试图说服对方把史迪威给免掉。
第一次，罗斯福找他谈，马歇尔仍持力保史迪威的态度，他说中国的事情不是人事原因，换一个史迪威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且陆军部除了史迪威之外，无人可换。
第二次再谈，罗斯福的态度不再是讨论，而是不换不行了蒋介石既是一国元首，他说要换，那就有换的必要。
马歇尔知道很难挽回了。
蒋介石要罢免他的消息，史迪威也从各种渠道探听到了一丝风声，但他还未意识到对方那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
史迪威一边做出表面上的让步，说可以在必要时候撤回远征军主力，用于国内作战，另一边却做得更为极端，甚至命令“飞虎队”半数人员都不要办公，本来要援助中国的飞机也不再交出。
此举大大激怒了蒋介石，也使史迪威的留任失去了最后希望。
罗斯福发来电报，表示可以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但希望能让其继续指挥远征军。
蒋介石马上予以拒绝：要免全免，不会再给这个人以任何机会。
史迪威原本以为有马歇尔这个大哥罩着，会没事，但斧头落下，马歇尔也没了招。
10月18日，美国被迫召回史迪威。
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中，老乔终于结束了中国之行。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忘记他在打通国际交通线上所做出的贡献，后来，中印公路被正式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第41章 愤怒的拳头
在召回史迪威的同时，罗斯福应蒋介石之请，重新任命魏德迈少将为新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人就是这么矛盾，你说要像陈纳德那样锋芒毕露、敢言人之所不敢言的吧，上面不肯用你，可是反过来，假设一贯沉静谦和、温良恭俭让，别人却很可能又不知道你。
魏德迈就是后面这一类型，他与史迪威一样毕业于西点军校，具备出色的参谋功底，但仕途并不顺利，乃至在军队中混了二十多年还只是一个尉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才逐级递升为少将。
接到最新任命前，魏德迈的职位是东南亚战区副参谋长，这主要是因为史迪威跟英国人的关系也处得相当不好，马歇尔把他调去起一个缓冲作用。
别人升官都高兴，只有魏德迈拿着委任状想哭。
这个老实人没有史迪威那么大的心，从未设想过要做什么老大，而且他比史迪威小二十多岁，在中国只待过两年，对东方人情世故缺乏了解。
在魏德迈看来，史迪威是美国军方公认的“中国通”，连中国话都会说，这样的伙计都被炒了鱿鱼，可以想像未来的老板是个什么样的恶角色，我去，那不是白给吗
可军令如山，不去不行。
中国悲剧
魏德迈曾希望史迪威能给自己一些建议，这样至少心理上还可以有个准备，免得一见面就被那个可怕的老板给弄得下不了台，然而史迪威在遭到免职后，连肚皮都给气炸了，早早便坐飞机回了美国，哪里还能找得着人。
10月31日，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魏德迈硬着头皮来到重庆履职。
上了船就无法下去，魏德迈很快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业务中去。他发现，此时中国国内战场的情况果然相当严重，历时半年之久的豫湘桂战役，已经从北到南，连着打垮了中国的三个战区：蒋鼎文第一战区、薛岳第九战区、张发奎第四战区。
这些战区至此名存实亡，各部队都成了残破之师，很多军只剩下三千人左右，连过去的一个师都不如，战斗力更无法应付实战需要。
前线军队的溃退混乱程度大大超出原先的想象，自桂林、柳州失守后，贵州也危在旦夕。
如果不是蒋介石提前做出了一个预防措施，大家真的就全完了。
11月6日，蒋介石从尚有力量的战区中抽调人马，在贵州紧急组织起抗击兵团，并由汤恩伯领衔，正式任命其为黔桂湘边区总司令。
四天后，桂、柳同时失陷，横山勇第十一军追到贵州，在沿途部队已完全失去抗击能力的情况下，汤恩伯的抗击兵团成为保卫重庆和昆明的唯一一面屏障。
贵州独有的喀斯特地形给汤恩伯帮了大忙。
日军越往前走，山路越复杂陡峭，两边全是绝壁悬崖，很多军马不小心坠入崖底摔死，第十一军因此只能拉长相隔距离，呈一路纵队缓慢行军。
这样一来，守军用很少的兵力配上迫击炮便能防住一道狭窄路口，在贵州的那些青苔路上，日军尸体重叠，有的大队被打到只剩一个中队，被击毙的日军用门板抬着，晚间才能集中火葬，其状之惨，真无法用语言和笔墨来形容。
由于极度缺少军官，连名古屋这样的老师团也只得由上等兵来担任中队长，并且平均一天只能往前挪动两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