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小农就要加纳更重的田赋，于是投献的人更多，交税的田更少，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几年，大田乡起码有两百多户没有势力的农民都带着田地投献到了袁老爷家中。袁老爷的田地越来越多了，渐渐成为了大田乡的首富。
然而到了崇祯十四年，事情变化了。
崇祯十四年，天津的兴国伯改革税制，均平田赋，向士绅收税，原先免税的袁老爷也要收税了。虽然袁老爷审时度势，并没有把增加的田赋增加到地租里，没有向投献来的农民收取额外的地租。但兴国伯的税务人员廉洁公正，每亩地每年只收七升一合的田赋。因此自耕农的田赋，只有袁老爷地租的一半。
赵立精不禁动起了脑筋。如果自己带着投献来的田地离开袁家，那每年可以省下一石五斗的地租
其实不少投献到袁家的农民，此时听说了兴国伯的税收制度，都有了离开袁家的想法。但当初投献到袁家时候，是写了地契把田地送给了袁家的。如今地契在袁老爷手上，这不交地租，闹到官府去是要吃板子的。
但赵立精是什么人他的脑袋有多灵活他四处打听，知道兴国伯的政策一贯是保护小农的。到了九月，赵立精又听说，兴国伯在静海县设置了“法庭”，专门处理各种官司。而且这个法庭比县老爷还要厉害法庭判的官司如果和县老爷判的结果不同，以兴国伯的法庭为准。
袁老爷在县衙有关系，在兴国伯那里可没有关系啊。赵立精听到“兴国伯法庭”这个消息，当时就有十拿九稳的把握打赢这一场官司，把投献到袁家的田地重新拿回到自己手里。
九月十五日，赵立精就带着媳妇和儿子，到法庭门外敲鼓打官司了。
和县衙一样，李植的法庭外面有个大鼓，要打官司的人击鼓鸣冤，法庭就会开庭。
法庭的法官开了庭，在法庭上听完了赵立精的陈述，派人传讯叫来了地主袁秀才。法官仔细检查了地契，发现那二十三亩田的地契上确实没有交易金额，田地是在崇祯六年由赵立精赠送给袁秀才的。袁秀才虽然支支吾吾，但也承认这些田地是无偿送给自己，送给自己后仍由赵立精佃租，可见这些田地确实是投献的田地。
如今兴国伯降低了小农的田赋，赵立精要拿回自己投献到袁家土地。
这倒是个棘手官司。
法官看了看袁秀才，袁秀才坐在法庭中间的椅子上，大声说道：“大法官，赵立精当初已将这田地确实送给了我。我如今是田地的主人。赵立精如今见兴国伯均平田赋，又想出尔反尔要回田地，这是违背黑纸白字订下的地契，是吃了东家吃西家，是首鼠两端。”
在李植的法庭上，原告被告有椅子坐，倒不是袁秀才有特权。
法官觉得袁秀才说得有些道理，又看了看赵立精。
赵立精一家三口坐在椅子上，哭得涕泪横流。赵立精大声说道：“大法官，我每年交纳一斗四升的地租给袁秀才，也不算少，可见我家原先被衙役盘剥有多狠。兴国伯若是知道我家的凄苦，一定会帮助我这样的小民说起来，像我赵立精这样投献自家的土地给别人，岂不是被逼得没饭吃才有的下策谁愿意把自家的田地送给别人赵立精所做的，是在官府的压迫下的求生，是掉进了袁秀才和官府衙役联合设好的圈套里”
“如今兴国伯既然保护小农轻徭薄赋，那我赵立精也该和其他小民一样，享受兴国伯的新政，怎么还能白白交纳高额地租给袁秀才呢”
这赵立精不似一般的苦哈哈贫民，颇会说话。法官听了他的陈述，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原先的官府率兽食人，又怎么能责怪小民投入豪门偷逃税赋
赵立精的案子虽然只是一个二十三亩旱田的小案子，却关系重大。要知道静海县投献到大户名下的小农，可能有几万人。更别提整个天津了。而赵立精的案子一旦宣判，可能整个天津都要引以为式。
赵立精的案子，直接决定天津镇已经投献土地小民的未来出路。
法庭的法官都受过兴国伯的培训，知道这样影响重大的官司不能随便宣判。法官让赵立精和袁秀才回去等宣判，自己则整理资料，把赵立精和袁秀才的种种情况写成书面材料，送到了天津总兵府，给兴国伯裁定。
九月十七日，案子送到了李植手上。
李植早上起来就去处理公文，看到了静海县法官发来的资料。崔昌武已经提前看了材料，摇头说道：“伯爷，这案子事关重大，要伯爷亲自裁定。”
第四百零九章 新军
李植看了看资料，想了想，说道：“投献土地的小民们奸猾耍诈，加重了老实种田其他农民的负担，和逃税的士绅同流合污。这是这些投献小民的罪。如今我们纠正了士绅偷税渠道，他们又想拿回自己的土地。”
“这些小民如果留在士绅门下，是白白便宜收地租的士绅。士绅么是偷税的主犯，让他们得利道理上说不通。但如果简单把土地还给投献土地的小民，又助长了这些奸猾小民钻政策空子的习惯。对这些投献土地的奸猾行为，不罚不行。”
“当初投献的土地，不是普通的买卖，而是属于偷税犯罪的赃物。投献土地的小农和士绅联合起来逃税，坑害其他重税的农民，这是犯罪一旦证据确凿证明是投献偷税的田地，全部没收。既不让逃税的士绅保有这些田地，也不让投献土地的小民得利。没收来的土地归于总兵府名下，小民可以继续佃租，但地租是一斗米每亩，高于一般的税赋。”
崔昌武听到李植的话，拱手说道：“伯爷英明，如此一来，既惩罚了逃税的士绅，又教育了奸猾小民，更扩大了总兵府的收入。”
李植点头说道：“把我们的政策传达到各个法庭。再遇到类似的案子，便统一这样处理。”
很快，等李植的政策传达到基层，静海县的法官没收了赵立精的投献田地，李植的政策就传开了。
加上九月十八日的登载了赵立精的案子，这个案例便更加家喻户晓。
前来打官司上交投献田地的小民在法院门口排起了长队，一个个都宁愿付一斗的地租，愿意上缴自家投献的田地。毕竟比起士绅的地租，总兵府没收田地后给出的每亩一斗的地租，还是轻了不少。
各县法庭里的几名法官哪里能应付这么多案子最后各法庭都规定，如果案情简单证据清楚的，不需要法官庭审，投献的小民直接到打板子的地方找书记员登记，便能立即把投献的田地变成公田。
这样的政策一下，士绅们名下的土地大量流失。士绅们元气大伤。一些士绅想留住农民，便主动把地租降低到了一斗以下。最后整个天津，接受投献田地的士绅都把地租降低到了很低的水平，也就略高于七升一合的田赋一点点。
士绅们大规模降低税赋后，来打官司上交田地为公田的百姓渐渐没有了。
九月二十日，天子朱由检坐在乾清宫书房的龙椅上，在书案上摊开一份仔细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