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豪商巨贾。那四州虽然收上来的商税多，但实际上主要是收的小商小贩的税。真正的豪商，能收上来多少税西京城里的巨商比其他州军加起来都多，商税不过是相当于一个大州而已，还大多是酒税。”
不管是什么时代，资本越雄厚逃税的能力越强，真正收税多的，反而是那些有商路普通商人多的地方，要么就是有专门的大型交易市场。像河南府，不说别的，盐茶交易比其他地方规模大得多了，官府能收上来几个钱酒税还是因为主要的经营场所都在官府的手里，也没什么逃税不逃税，才占了河南府商税收入的大头。
大商人手里往往有巨额的流动资金，钱入户等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而且他们都是做大宗交易的，货物往来经常跟王公贵族勾结，借着运送官物的名义，把商税逃掉了。西京城里这种人最多，反应也最激烈，其他地方哪来的能跟王公贵族搭上关系的商人。
做为一个大一统的庞大市场，商品经济的链条中交换与生产和消费比起来相对不那么重要，这是跟历史上小国林立国际贸易占主要地位的欧洲不同的地方。在这样巨大的市场里，大商人依靠雄厚的资金实力，往往倾向于投机交易，对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这样是对商业环境有害的，也是徐平打击的对象。
不能认为商人都是对商品经济有益的，是商品经济的得利者，会支持商品经济，那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实际上商品经济越不成熟，商业交易的偶然性越大，大商人越是能够攫取超额利润，越是能够利用信息不对等打击吞并从事正常商业行为的中小商人。
西京城里这种商人便就不少，比京西路其他各州加起来还要多得多，把他们的商业行为置于官方的监督之下，一是被征税，再一个也少了很多获得暴利的机会。
大商人从商业行为中获得的超额利润，一部分来自对于消费者的过度剥削，但更大的来源是侵蚀官府的税算收入。大商人获得的超额利润多上一分，官府手里的税收便就流失一分，从商业行为中获得的人群只怕还要少上数分。
更不要说茶盐这种刚需的消费品，超额利润实际上是对全民收税。连这个年代的官员都知道酒收的是奢侈税，茶盐则不是，徐平又怎么能够允许全民收税的权利从自己手里转移到大商人手里。投机性的巨商跟官府是直接矛盾，冲突不可避免。
垄断性的商业行为，超额利润都带着收税的性质，就连徐平前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知道这权力不能让渡给商人，有反垄断法，更何况这个年代。
哪怕是从私心上，这些人赚的钱，直接侵蚀的就是徐平的政绩。徐平跟这些人无亲无故，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一切的经济行为有利还是无利，归根结底还是要放到生产、交换、消费、扩大再生产的商品经济链条上来审视。有利于这根链条良性运转的，都是良性的，凡是不利于这根链条的运行的，都是有害的。什么重商主义各种乱七八糟的说法，都必须服务于这一点。
现在京西路的商品经济链条还没有真动地启动，徐平允许那些人偷着躲着，一旦真正危害到了新的经济循环，矛盾必然就会激化。
第98章 定策
李觏叹了口气：“我记得以前都漕说过，世间的财富都是人做活做出来的，那句话是劳动创造财富。我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自古言天生万物以养人，天不变，则天下之财就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这一年来，看了京西路的变化，心里有些明白了。自都漕来到京西路，真正民不加赋而财用自足。”
赵諴叹了口气：“不加赋而财用自足，桑弘羊用之以说汉武帝，第五琦用以敛财而助唐肃宗平乱，虽然当时确实解国家一时危难，但也后患无穷。他们所行的正是敛财之术，说的好听，实际上还是刮民财以助国用。正是因为这两个人所行之术害处不小，天下之财有定数之说才大行其道。云行要想走出这两个人的阴影，还要看钱入户等的后续影响。”
徐平点头：“希平说的不错，真正如何，现在还不到定论的时候。我所做的，自然不是桑弘羊和第五琦的敛财之法，那不加赋而国用自足的提法，李觏，以后不要说了，反而落人话柄。等到过个一两年，官府手里不缺钱，还能减赋，让民间富足起来，才能真正说走出了桑弘羊和第五琦两人的阴影，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
李觏忙点头称是，又道：“下官自到方城县任职，亲自处理地方政务，才真正明白许多以前都漕讲的道理。这一年多颇有心得，把都漕讲的道理与圣贤之言结合起来看，自是别有一番天地。一直想着写一篇策论，把都漕说的理明白，上给朝廷，当是治世良方。”
徐平看着李觏，想了一会才道：“此事先不要急，此时新政还没见大的成效，上给朝廷徒惹争议。你先写个大概出来给我看，此事重大，我们商量着来。”
“谨遵都漕吩咐”
见李觏乖巧，徐平出了口气。自己从在邕州的时候便就栽培他，一手指导着他考中进士，算起来相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因为见他求学心切，为人处事也有分寸，一时兴起帮他而已，并没有什么长远的打算。直到李觏进京赶考，两人相处的时间多了起来，才与他讨论一些学术的问题，理解得深了一些。从那个时候起，徐平便就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够把自己的后世思想按照这个年代的话语体系整理出来，真正形成系统的理论，与自己的实践结起来。只有系统的理论，成为人们的共识，才能避免人亡政息。
徐平不知道这一天会在什么时候到来，理论不是来自于空想，必然是本于实践。徐平在京城的时候，只是小打小闹，真正说起来，那还只是敛财之术，并不比前朝的理财能臣高明到哪里。只是多了一世的知识，尽量减小了副作用而已。
到京西路之后便就不同了，徐平真正开始理顺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突破做准备。现在政策，跟以往历朝历代已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单等着生产力的突破带来的爆发性影响显现出来。而这个突破点，徐平选在了棉花产业上。
如果李觏真地能把这个阶段的政策理解，并与主流的思想结合起来，那徐平这两年多的辛苦便就大功告成。新的理论结合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实践，威力将不同凡响，自然会引起一部分的兴趣。跟其他思想体系的交锋，将会有专业的人去做，不需要徐平用自己理论匮乏的短处去跟别人打笔墨官司。
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化必然会带来思想领域的革命突破，徐平不知道怎么把自己的思想跟主流思想相结合，自然有擅长的人去做。这本就是一个正在酝酿思想变革的时代，不缺有远见卓识并有行动力的思想家。
策是科举时考的一项重要内容，前朝是以诗赋取士，还相对不重要，赵祯改为兼用策论，地位一下子提了起来。除了考科举，策也是臣下甚至百姓针对国家大政发表看法的重要文体，与论相比更加有针对性，与书比则更加正式，而且对象就是皇帝本人。一般针对时政的策到了皇帝面前，都要做出明确的答复。
李觏如果真的把徐平所带到这个世界的思想理清楚，形成新的理论呈上去，那么新的治国思想就完全成型，要放在聚光灯下，接受天下官员百姓的品评议论。
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不在于理论完善不完善，而是京西路的政绩还不足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