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集体两种人格，极端强调人的社会性，单纯的生产力决定论，已经证明不合于人类的实际。
文明的成长，就是从认为大家思想都一样，人由天定，表现出来的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天授。到追究为什么不一样，人的性情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表现出来的政权合法性就是来自于政权的善恶动机。最后完成矛盾的对立统一，文明的人格确立，政权的合法性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到这一步，一个国家才从政治上到文化完成统一，形成文明。
这个年代的邵雍、二程，包括站在徐平面前的司马光，以及众多的官员，就是把宋朝的政权合法性建于施政动机的善恶上。这个探究性情善恶的过程，跟生产力中的两个对立阶级矛盾发展一起，组成了政权执政中的争端。合到一起，就是两党制。
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进化不合拍，有先有后，一元论靠不住，并不能够为政权提供完整的合法性。政权的稳定合法性，要两者结合才确立，不然就会沦为纯粹的屁股论，在文化上难以维持大一统的局面。
有这种认识，是因为徐平想起了他前世的那个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在文化上种种稀奇古怪的行为。比如用科学手段证明同样恋是不是一种病，种族歧视和种族平等在政治上的尖锐对立，诸如此类，实际都在徐平身边发生着。他前世觉得美国人好笑，现在才认识到一点不可笑，那是非常认真地在对待，美国文明的独立人格正在形成。一旦形成，美国将从一个联邦制粘在一起的国家，完成文化的统一，形成独立的美国文明。美国文化上的不稳定性将彻底消失，摆脱了昭昭天命，政权获得牢固的合法性，两党制变成一党制。
文明一旦被灭掉，人格会慢慢消散，重起的政权要么向宗族，要么向天或者是神要合法性。苏联崩溃后形成的一系列国家，无不如此。此时宗教支持政权大一统合法性的作用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宗教国家会在竞争中慢慢压倒宗族国家，吞并消化。
这个从认为人性由天定，到分善恶，再到对立统一的过程，就是先秦典籍中所记载的一为二，二为三的过程。走完了，就是一道德，立天下。文明不是随着政权建立而生，也不是随着政权失败而亡，而是有一个成长和死亡的过程。宋及之前的朝代，国号都是以兴地而名，元及之后的朝代则不是，不愿继承也是汉文明在消解的一种下意识反应。
徐平前世那个世界美国的吸引力，不只是因为富裕，更因为他是正在成长的惟一一个大国文明。这种吸引力，一如当年汉文明确立时期的吸引力，比经济的作用更大。前世总说汉人的同化能力强，其实一点也不强，当文明从成长期走向消亡期，宋朝之后再进入中国的人群，实际上就很难同化了。民族本就没有同化能力，有同化能力的是文明。
宋朝同样有五代遗留的大量异族同化问题，看清了宋朝，再看美国就有意思了。
当去掉了外来思想，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眼光看历史，看世界，会发现热闹得很。
说司马光失职，因为徐平欲一道德，立天下，彻底确立起汉文明，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在周边数个大势力借助宗教和民族认同崛起的要命时刻，不能够实现底层的文化统一，会非常危险。
防外敌仅仅靠陇右军改就够了不能够为政权提供完整的合法性，国家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还是要吃大亏。问怎么防止宋朝亡于蒙古，就跟问怎么防止苏联崩溃一样。一说就简单无比，一推演就会觉得四处是漏洞，防不胜防。
第27章 辨司马光
司马光再次上前，拱手道：“敢问宰相，将何以治天下”
徐平道：“以仁义治天下。”
“何以知仁义何以施仁义相公欲如何本仁义”
“天下为道，朝廷为德。仁义也，德之分也。仁义完足，则德立，德立圣人出，天下大治。是以知以仁义治国，求天下之德，可达治世。”
天命和神权离开国家政权，其合法性要由查国家治乱来提供。治的时候，政权的合法性不会出问题，一旦由治转乱，政权就面临生存危机。成长期的国家，向施政的善恶动机要合法性，非成长期的国家，则向宗教和私天下退化，要么再退一步向宗族要合法性。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出现，大家求治无门，宗教和宗族文化复兴。
司马光又道：“敢问相公，以仁义求道德，何以知之”
“天地分，万物生，人杂于禽兽间，聚而为群，再聚为国，诸国合为天下。老聃，周之史官也，记之载于竹帛，后人据之可查道德，是以知之。老聃何谓也其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何所来道生于有，有生于无。”
“何谓无人杂于禽兽之间，未与万物区分之时，人尚蒙昧，不知自己为人也。何谓有人生智慧，知自己为人，知自己与万物不同之时。有生则道立，故言道生一。”
“何为道何为德人自禽兽中走出来，聚而为群。其群为部落，则天下为道，其部落为德。聚而为国，则天下为道，其国为德。国并而为天下，道德相合，圣人出焉。”
“是以知，道德为人之道，人之德，非天之道，非天之德。天与人相隔，求天理当于人外求之。求得天理，合于道德，则天人合一，大同之世或其谓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