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广播，客源开始增多，可他们渐渐的发现电台广播中介绍起其他的门店来。
那些门店都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这一下他们坐不住了。
一打听才知道，那些门店给了万象广播电台费用，所以广播中会频繁出现那些门店的名字，这叫做广告费。
林子轩抓住各家门店的竞争心理，先免费为他们广播，等他们看到广播带来的好处，自然心甘情愿的掏钱了。
当然，这件事不能让美国人奥斯邦知道，奥斯邦还在为他的收音机发愁呢。
据说奥斯邦为了进口这些收音机，还挪用了东方无线电公司的公款，他只有低价卖掉收音机，才能保住本钱。
二月份，张军劢游欧归国后，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的演讲。
从而拉开了一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在这个时代，论战经常发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因为从西方传进来的各种思想和主义实在是太多了，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都想要说服别人相信，所以论战就在所难免。
这就是思想大碰撞的年代，一个月没有参与几场论战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化人。
那么这位张军劢是谁呢
他出生于江苏宝山县一个儒医兼商人的家庭，他有个妹妹叫做张幼怡，也就是徐至摩的前妻，所以徐至摩是他的妹夫。
张家是个大家族，他们这一代兄弟姐妹共十二人，个个发奋图强，居然有一半成了上海滩乃至现代中国的知名人士。
张军劢的学问很深，可以说是学贯中西。
他15岁时中过秀才，然后到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获得政治学学位。
回国后，他参加了学部考试，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国的末代翰林。
随后，他前往德国留学，继续学习政治学。
1923年2月4日，张军劢应著名学者吴闻藻之邀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校的学生做“人生观”的演讲。
他演讲的大概意思是科学不是万能的，每个人的人生观都不同，不要以为天下的事都受科学因果律的支配。
这次演讲在北平这个新文化中心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新文化提倡的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这是新文化的两面旗帜。
现在有人说科学不是万能的，这就是对新文化的攻击，于是，以胡拾为首的新文学健将们展开了一场捍卫科学的大论战。
参与其中的学者非常多，包括梁启朝、胡拾、陈独绣等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从哲学层面上说，论战的焦点则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孰是孰非。
这是一次中国思想界的大混战，也代表着日后他们各自所走的道路。
第一百五十八章 民族工商业面临的困境
这场论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后世的角度看，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上的争论，而是牵扯到在那个时代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者信仰。
也可以说是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来改造社会。
这一论战吸引了大部分的学者参与其中，各种理论层出不穷。
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根基，又有来自西方的科学观念，形成了一种思想风潮。
科学派认为在极度缺乏近代科学理性的中国，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并在这种基础上确立一种新时代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绝对必要的。
玄学派在中国必须改造、必须进步、需要近代科技、需要富国强兵等认识方面并没有提出异议。
他们倾向于在这之前更需要一种合乎中国国情的价值观的确立，以指导和规范这种近代化的社会转型。
陈独绣则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科学派和玄学派都是唯心主义。
各方几乎无法沟通，论战变成了混战。
有意思的是，在不久之后，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收入二十九篇论战文章，分别请陈独绣和胡拾作序。
陈独绣的序言把论战中各家的观点逐一点评批驳。
胡拾看罢，也写了序言，开始批驳陈独绣的论点，陈独绣不满意，又开始批评胡拾。
由此可见，当时论战的激烈程度。
当初，陈独绣、胡拾和鲁讯编辑新青年，开启了新文化的浪潮，如今，他们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很多人从亲密的战友变得形同陌路。
这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
这个问题在上海的林子轩也没能躲得过去，在上海大学上课的时候被学生问了出来。
说实话，他对这种争论没什么兴趣，便直接告诉学生，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明白，等哪一天想明白了再告诉你们。
这倒不是逃避，而是实话，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在后世都没有结束。
在三月份，他陪着冯程程参加了一次慈善活动，是由上海儿童劳工委员会发起的，活动的重点是工厂中的童工问题。
宋家三小姐就在这个部门工作。
上海的工厂中使用童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初步统计应该有超过2万名童工。
1919年，国际劳动会议规定未满十四岁者为童工。
1923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农商部暂行工厂规则规定：男子未满十岁，女子未满十二岁，工厂不得雇佣。
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只有七八岁的孩子照样在工厂工作，而且劳动强度大，报酬极低，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只有两角钱的薪酬。
童工分布在各个行业，以纺织行业的童工最为严重，有一半以上的童工在纱厂工作。
其次是印刷厂和火柴厂，机械和食品行业也有童工。
林子轩对这种情况有所了解，林家的纱厂里就有童工。
这是整个社会造成的，不是一两个人能够改变的，你不使用童工，这些童工也要想办法生存下去，只是换一家工厂而已。
在中国人的工厂还好一些，至少都是中国人，不会过分的压榨。
在日本人的纱厂里就要严酷很多。
此时，日本国内产能过剩，朝中国大量的倾销各类商品，以纺织品为主。
他们在中国各地建立纱厂，用先进的机器和技术冲击中国的纺织行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外国列强顾不上在中国的发展，让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发展的良机。
如今，战争结束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将面临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