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被人欺负，为了孩子不饿着，他们完全愿意为革命付出鲜血和性命；
士绅、富人亲贵无能、买官要等、权益被占、洋官欺凌，没钱的患饥饱，有钱的怕没权，士绅一向都是靠着官府的，但自戊戌开始，政局数变，很多脑子笨的士绅饱受拖累，自辛丑年倡议新政以来，他们还不敢完全确定这新政能办多久，只待近年观望之后才开始大规模经商、办学，可要是朝廷的政策再一变该如何难道又被杀一次头，破一次家由此，革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夺权，大权夺不到，那小权总是要，朝堂没有位置，但地方要是头。虽然他们不像之前那些人一般愿意献血出命，但钱还是愿意掏的，话还是愿意说的。其实在他们看来，立宪和革命是一样的，关键是革命是革谁的命，如果立宪无门，那只革满清命的革命他们愿意支持。
佃农、流民
革命只是一种虚拟的概念，基于自己的立场和见识。不同的人把它说成不同的样子，期望它能带给自己不同的东西，同时。这些人又是相互牵连的，要想去乡镇创办团练，那士绅是绕不过去的，要想发动农民，宗族和会党也是绕不过去的，所以，复兴会这个革命产品生产商。要组建不同的产品事业部，然后根据各种不同立场人的期望，把革命包装成不同的样子。这是一种策略。不把士绅、会党搞定，基层就无法深入，乡团就无法建立和渗透。一大的总路线，说到底。就是以立宪为名义。以自治为借口，团结士绅、会党、宗族，一切以开办、渗透团练为中心。简而言之为“团练革命”或“乡团革命”。
根据实际情况来说，“团练革命”并不难，关键是要让士绅、官府认为你是无害的，是爱政府的，比如沪上商团、汉口商团、还有各地大大小小的乡团、东北那边保险队，都是这样以防匪、防盗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当然。这些团练除了商团外，装备都很差。人数都不多，少的只有几十，多的不过双百，但集少成多，一待革命事起，那无数乡团汇集起来，就是一只庞大的军队，再配之以合格的士官、军官、迫击炮队，是会比北洋军差，但数量有优势的话，那北洋也得认栽。
同时办团练并不要花多少钱，很多都可自筹经费，其解决之道有三，一为剿匪，既能锻炼队伍，又能截获横财；二为收税，既然办了团练，保得一方平安，那被保护之人就要掏钱，这是东北保险队的套路；三为走私，既然是地方一霸，那卖卖私盐、出点烟土那就没有大不了的了。这三样虽然不能发大财，但是养活自身还是足够的；
在去和陆挽会面的路上，杨锐又把之前的东西回想了一遍，虽然“团练革命”完全可行，但他还是觉得没有深入到底层，因为“团练革命”说到底还是从士绅为基点向下发展的，而不是直接立足于农民本身，这样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于农民向来很听士绅的话，拉起一帮人来不难；坏处呢，就是除了自办的团练，要发动那些已有的团练，就必定要团结那些办团的士绅，如果满清一味的不得民心还好，若是最后满清得了民心，那么很有可能事到临头这些人会怂，届时能拉出多少人还是未知。
“先生，到了。”杨锐还是闭目细想的时候，陈广寿已经把他喊醒了。
“哦”杨锐还意犹未尽，只觉得光绪出山是一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万一到辛亥的时候社会稳定，士绅归心那怎么办他闻言起身下了车，然后进了一处戏院，七拐八拐之下，在戏院后面的屋子，他见到了陆挽。
陆挽不知道一份报告自己就又回到了沪上，然后被会中领导接见，他的报告其实并不完全是他独自写的，有很多是他问的自己家里的帐房，只不过本着事必躬亲的原则，他在账房的指导下，又把账房说的那些东西一一验证了一下，然后再写出了这个报告。
杨锐看着这个安坐在角落里有些局促的年轻人，特别是看着他衣服最顶上一边的领子没有翻出来，心中有了些微笑，他明白陆挽有些紧张了。他看着站起来的陆挽，笑道：“走下吧。”
陆挽端正的坐下，杨锐又道：“听说你想从军”
来之前陈广寿已经介绍了陆挽的情况,山东济南人氏、富家子弟，家中良田千亩，但素来反叛，更见不得洋人横行，离家出走到沪上入复青团复兴青年团，再因有革命思想为复兴会预备会员，山东移民工作开展后，就抽调至黄县等地，工作踏实，有奉献精神。虽然他一直想从军，但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家太有钱了一直没有被通过。
“是的。先生”陆挽想不到开始的谈话开始就是谈这个。
“可为什么呢”杨锐再问。
“我我喜欢”陆挽不知道怎么说这么个理由来，换着其他人则会说为国家、为民族，可对于陆挽这么单纯直率的性子来说，他只有三个字：我喜欢。未完待续。。
第七十三章 密探
陆挽这么简单的回答让杨锐稍微吃惊了一下就过去了，虽然他很直率，但杨锐还是觉得不能以性格去判断这个人政治倾向，而应该以他所处于的社会阶层去判断比较好。他脑中闪过此节，开始从陈广寿手中把之前的各种报告拿过来他只有两个小时和陆挽商谈报告的事情。
农村问题是中国最为重要的问题，这里可以细分出很多小问题，比如，耕地总面积、产量、税额、宗族等等，林林总总，多不胜数。不过这么多问题，最要紧只有三点，一是地主占有土地比例和佃户比例，二是地租率，三是最低耕作面积。
在所有省份的报告中，除直隶外因为旗地的缘故，直隶的地主极少，其他各省给出的数据都是地主直接所占有的土地比例平均在30左右，有些地区高一些，有些地区低一些，但都基本在此30上下波动，而佃户完全佃农则一般在28左右。地主占有如此少的土地如此至少，让杨锐大吃一惊，之前一直以为地主占有了7080土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3左右的地主，自己的地占30，不过再加上不到20的公田、寺庙田、宗族田、官田、学田等，真正属于食租者占有的耕地在48左右。
耕地占有面积让杨锐吃惊，租税更是如此，之前认为租税在50左右即地主和佃户各得一半，但实际的情况并非他理解的一半。在南方的春麦并不收租，在北方则是田头地脚不收租，并且只有田是计租的。其他山地、林地、水塘并不在计租的范围；而在交租的时候，都是只交定额的七八成左右，其他的都是拖欠，几年之后则完全算不清，最后只好减免，然后又接着拖欠，地主若是要撤地自种。那么佃户或是拼命，或是告官，而知县一般本着恤贫思想。要么不受理，要么“偏袒刁民”，不肯押令退地。由此算来，因为还有其他附带并不需要交税的部分。其交租的额度只占总产量的40左右。又因为每次交租都不足额，实际的地租率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30左右。 注1
前两个问题明白，最后则是最少耕作面积，这其实就是说需要多少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建国后的耕地分配，不可能是按人均来，若是人均两亩地养不活人的话，那只能移民。或是去东北、或是去西北，或是待日后收复外东北。去外东北。按照统计，即因为北方多为旱田，又是单季种植，其每人最少需要五亩地才能维持生计；而在南方，因为双季耕作，旱田的话最少耕作面积在三亩，水田为两亩不到。如此南北平均，则人均最少耕地面积可以粗略定为三亩。 注2
每人三亩地，清末四亿五千万人口，再粗略减去一两千万不种田的人口，则需要十三亿多亩耕地。现在有多少耕地杨锐无法查证，但粗估在十、十一亿左右，缺口最少两亿。当然，除了扩大耕地之外，还可以提高单位亩产来解决问题，现在的粮食亩产约在两百四十斤左右，如果用上化肥、农药、良种，那么即使耕地不增加，生计问题也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