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朝廷此时最忌惮的除了太平军余孽以及声势突然大起来的捻匪之外，就是列强诸国让朝廷防备不已，凡是牵涉到洋人的事务无论大小都能引得朝廷一阵鸡飞狗跳。
此次安南国明晃晃的与法国佬勾结，朝廷闻讯之后能安然若素就见鬼了。
果然，朝廷见到吴可所上奏折后先是大惊而后大怒，立即派出礼部尚书质问安南使者，要求安南国立即断绝与列强的一切联系
安南国使者这下为难了，安南作为满清藩属虽然很不听话，可眼下却是关键时期需要满请朝廷的大力支持，说什么都不能恶了满清中央朝廷。
不说安南国使者如何苦逼的向朝廷解释，吴可点了把火后便收回目光，要求谅山城守将吴而勾严密关注安南国中南部局势，暗中叮嘱有必要的话可以出兵帮一把黄鼎凤，坚决不能让阮氏晚场收复安南中部地域。
与此同时，吴可吩咐总督衙门直属暗探部门，加强对两广境内法国佬的监视力度，一旦发现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一定要第一时间向总督衙门汇报。
做好了种种防备手段之后，吴可这才稍稍安心，在同治四年秋末再次离开广州，开始对广东和广西两省进行全面又细致的巡视。
就当吴可在总督卫队五千将士的严密防护下，开始了对两广的巡视之后没多久，左宗棠突然传来急信想跟吴可亲自见上一面，说一些他离任之后的安排以及一些请求。
没错，就在两广总督行辕抵达惠州之时，从京城方面传来一个惊人消息，西北动乱朝廷调派左宗棠前往西北平乱
第664章战火连天
自从湘军收复金陵，太平天国正式灭亡以来，大清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各地的叛乱不仅没有平息迹象，反而还有越演越烈之势。
其中蹦达得最厉害也是最为显眼，无疑就是突然变得疯狂起来的捻匪
继山东干翻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之后，捻匪又在陕西闹出偌大动静。
高楼寨之战后，捻军继续流动作战，在山东、安徽、河南的广大地区不断打击清军。朝廷命曾国藩部署镇压捻军。
曾国藩先后实施“以静制动”、“聚兵防河”的作战方针，都归于破产。同治四年年中时分，朝廷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负责镇压捻军叛乱，遏制捻军扩充影响力和势力。
捻军方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长时间不停顿地流动作战，使部队得不到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同时又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支援，战略上的被动局面日益严重，流动作战虽然在激动性方面十分有利但弊端也是明显的。
捻军领袖赖文光等深感“独立难支，孤军难立”，试图改变这一被动局面，于是在同治四年秋季决定将捻军一分为二，由张宗禹、张禹爵、邱远才等率部分捻军西进陕甘，联络陕甘回民叛乱武装，以为犄角之势是为西捻军。
由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部分捻军留在中原地区，与清军继续周旋是为东捻军。
西捻军约有三万余人。在张宗禹等的率领下，同治四年初秋时分由豫东经许州、洛阳、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阌乡今灵宝西北，行军一月时间进入陕西华阴县境。
署理陕西巡抚刘蓉当时正率近两万湘军在陕甘交界处堵击回民叛乱武装，在得知捻军入陕后感到形势严重，急忙请求朝廷速派援兵。可惜此时朝廷死处用兵，一时又哪里腾得出兵力来救援陕西
西捻军进入华阴后，立即西进华州今华县、渭南。刘蓉不得不将所部东调对付捻军。同治四年深秋季节陕西提督刘厚基率兵三千人由渭南东进，在赤水镇与捻军遭遇结果一触即溃败退渭南。随后知府唐炯指挥湘军各营，分兵三路再次发动进攻。捻军于华州敖水东面的树林里设伏大败湘军，杀死湘军近千人。
初战获胜后，西捻军乘胜西进，于同治四年初冬进抵西安东面的灞桥镇。然后折向东南，占领蓝田县的泄湖、蓝桥等地。为了调动西安清军后又佯趋商州今商县、雒南今洛南。待清军东向追击，捻军又北走渭南，并虚造东攻潼关之势。
当湘军北上堵截时，捻军又迅速西进，摆出攻打西安的架势，并在灞桥十里坡周围村庄设下伏兵布好伏击圈，等待清军到来。
同治四年年末，湘军追至临潼东北的新丰镇。捻军派出少数部队诱敌，与湘军且战且退，将湘军诱至十里坡。
清军记名提督杨得胜、总兵萧德扬、提督刘厚基、道员黄鼎等部敌军相继进入伏击圈。捻军诱敌部队立即回马反击，伏军步队从两旁村堡杀出，马队从两翼包抄将湘军团团包围，湘军顿时阵势大乱。
时值风雪弥漫，湘军士卒因连日奔走疲惫不堪，冻饿交加士气低落无心作战，所携火药又被雨雪浇湿不能点放。捻军则士气高昂勇猛冲杀，与湘军展开白刃格斗。半日之内连斩总兵萧德扬、提督杨得胜、萧集山、萧长清、布政使衔候补道萧德纲等湘军将领，歼灭湘军大部三千余人收降数千人，取得了入陕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西捻军在十里坡之战中，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先是运用流动战术，主动出击调动尾随湘军，诱敌追击使尾随湘军疲惫不堪；然后是选择有利战场，预设埋伏，将湘军诱至伏击圈步骑协同将之包围；最后通过白刃格斗大获全胜。
湘军方面则盲目追击处处被动，被捻军牵着鼻子走，战斗力被拖垮最后陷入重围大败于十里坡，刘蓉也因此被革职回籍。
这还算好的，捻匪虽然势大，但专擅流动作战对朝廷统治影响跟太平天国没，法相比，以朝廷的雄厚资本战败一次两次根本算不得什么，怕就怕捻匪突然野心爆棚想要攻州占府自建政权，这才是朝廷最担心的地方。
与此同时持续爆发的陕甘回民叛乱，才是最让朝廷头疼的麻烦。
中国自古以来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自形成之时就于汉族同处一地，由于生活习俗的不同，使双方的误解隔阂日趋加深。特别是西陕甘地区“回汉杂居，俗尚各别睚眦小忿，本人情所不能无。”
回、汉两族对于这种因习尚绝殊而导致的“龃龉相仇杀，亦视为固然者久矣。”咸丰八、九年间，陕甘有些县份就发生大规模的回汉持械殴斗的事件。然而朝廷却利用这种矛盾，采取以汉制回的政策，处处偏袒汉人，“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人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最后致不可收拾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