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左季皋便提出中国可以仿行外国“贷兵饷于众商”的作法，“税项归款，商情乐从，事办易集”，但现实却无情的击碎了他的想法。当地商人们心存疑惧，根本不买他的帐，左季皋拟向当地商人议借款200万两以佐军需，结果众商最后只肯借银80万两，连一半都不到，且“心尚犹豫，未能释然”。左季皋对此怒不可遏，干脆便开始了硬性摊派，对抗拒不从的商人进行严惩。一时间陕甘等西征军过往省份鸡飞狗跳，商民对此敢怒不敢言。
即便如此，他所倾情出演的这幕“西征新疆，恢复故土”的大戏，因为“饷绌”的关系，还是有唱不动的危险。
想到左季皋竟然把筹饷的主意打到了对手林义哲的头上，曾伯恒可以说既惊且佩。
这样的事，也只有他左季皋想得出来，干得出来
曾伯恒至此方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在林义哲去世后，左季皋竟然还千里迢迢的送来了一副情真意切的哀悼挽联，对林义哲的英年早逝痛惜不已。
原来是因为这钱的关系
在左季皋看来，现在接手船政的丁雨生，很可能也接手了林义哲留下的同海外殷商及欧洲钱商的关系，因此在户部积欠船款多年的情况下，丁雨生还有银子造舰
丁雨生不肯将船政的余银助协西征军饷，明显是要接着和林义哲一样，不卖他左季皋的帐，左季皋怎能忍受呢
“老亮稍安勿躁。”曾伯恒想了想，说道，“你要是上折子参劾丁雨生，便是明说是你老亮在背后向船政要银子了，恐怕不妥。”
“那元符你说怎么办”左季皋愣了愣，立刻问道。
“这事儿，只怕还要着落在户部身上”曾伯恒上前凑到左季皋耳边，轻声的说了几句。
“元符所言极是，户部去和海署交涉，要比我这里上折子好得多”左季皋连连点头，和曾伯恒相视一笑。
京城，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翁叔平一大早便乘了轿，急急忙忙的来到了海军衙门。
那天在收到了船政大臣丁雨生的复电之后，翁叔平一连数日气恨难消，正没奈何处，却接到了陕甘总督左季皋发来的电报。
左季皋这一次的电报里破天荒的没有谈“西征饷事”，只是在汇报了各地缴款情况之后，加了一句“西征事急，船政当缓，如何撙节，可商之海署”的话。
这句话虽然不长，但翁叔平一下子便看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他明白，这是左季皋在点醒自己。
想到自从海军衙门成立以来，大量的款项进出都不经过户部，翁叔平禁不住心中怒气暗生。
“早知如此，便不该让这个事儿成了”想到当初成立海军衙门时清流言官们一片弹劾之声，而自己因为怕触怒太后而没有极力反对，翁叔平后悔不已。
但他也知道，自己那时就是拼了老命反对，只怕也无法阻止海军衙门的成立。
一想到林义哲把“园工”和“海军”、“洋务”捆绑在一起，每每使清流言官投鼠忌器，翁叔平便痛恨已极。
光旭元年3月10日，受日本入侵苔湾的刺激，仁曦皇太后发布懿旨：“海防海军事宜关系重大，著派纯亲王宜环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大学士文博川、宝钧、直隶总督李绍泉、两江总督沈佑郸、筹办海军事务大臣林义哲会同办理。船政大臣丁雨生、福州将军文玉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绍泉专司其事。其应行创设筹议各事宜，统由该王大臣等详慎规画，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根据这道任命，纯亲王宜环等一改以往推诿、观望之态，仅用6天即筹划就绪，奏请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同日懿旨允准。其速度之快，实属罕见。从此，大乾帝国近代化的海防力量由中央政fu直接运筹。
海军衙门的设立是大乾帝国统治集团日益感受到列强来自海上的威胁，抵御外侮、加强海防的重大举措。尽管大乾朝廷从一开始就比较重视海军建设，但与乾国漫长的海岸线和面临的险恶的国际形势相比，大乾朝廷对海军的重视显然不够，所以海军发展很不理想，新式海军的发展极其缓慢。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全国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原本就很难协同作战，而各省督抚更将水师看作是自己的私产，不但难以调遣，更是不愿改变。象长江属南洋管辖，南洋大臣名义上有对长江水师的节制权，但当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佑郸奏请将南洋各水师统一整编，去除旧式帆船，改换成蒸汽舰艇，对此，统管长江水师的长江巡阅使彭玉林竟然以种种理由推托。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的号令都很难在自己所辖的长江水师中贯彻，全国海军的整体状况便可想而知。
简而言之，大乾朝廷仍是用管理传统水师方法管理近代海军，根本未意识到近代海军装备技术相当复杂，必须统一，系统管理高度远非旧式水师可比。但更为要命的是，朝野上下竟然有许多人都认为建立海军衙门这样一个中土王朝传统“六部”所没有、只有“夷狄”才有的新机构，意味着“以夷变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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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目录 第二百五十六章 “第二户部”
但这些反对声音终于不敌炮声，彤郅十三年6月的乾日琅峤海战，是乾国近代海军组建以来对外第一仗，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也暴露出了乾国海军力量的单薄，使大乾朝廷开始重视海军建设，在光旭元年2月，大乾朝廷发布上谕，承认虽然也曾建立造船厂、建有海军，但“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是导致日本胆敢悍然入侵的主要原因。表示“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而海军衙门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海军衙门的设立可以说适应了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当时乾国已初步具备建立海军的条件。大乾王朝自“英法联军”之役后，广泛设厂制械、造枪造炮、制造船舰，逐步改变着乾国军队陈旧落后的武器装备。这不仅使陆军由千年一贯的大刀长矛向近代先进的新式枪炮迅速转化，创建海军的条件也日趋成熟。海军衙门成立前，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等中国企业自制的大小船舰已达20余艘，均配备新式枪炮、分拨南北洋，为使旧式水师向新式海军转化创造了条件。同时，民用工业的迅速发展，如煤、铁资源的发掘，交通运输、电报通讯的相继创办，也无一不适应着这种转化。为加速海军成军，乾国政fu开始筹措巨款向外国定造船舰，并积极谋求和外国合作，吸收外国先进技术，自制军舰。当时许多西方报刊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动向，预言：“由此观之，不数年间，乾国陆路之兵，将舍弧矢之戏，而专恃洋枪之威，水师之船，将舍风蓬之笨，而独取火轮之速矣”。
尽管背景颇为复杂，海军衙门的设立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大乾王朝自禁烟战争屡遭列强打击之后，终于将加强海防、创建海军做为头等大事。纯亲王宜瑄虽然才识有限，但为光旭皇帝的未来和大乾王朝的巩固，还是将创建海军、加强海防做为尽忠报国的毕生事业。他受命之后，敢于抛弃陈腐观念，密切注视国际风云，虚心向洋务派请教，并以其特殊地位争取仁曦的同情与支持，为推进以海军建设为中心的近代化事业创造了有利环境。而在富有远见卓识的敬亲王宜欣的大力配合支持下，海军衙门遂成为指导洋务运动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