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而这段时间，便是乾国宝贵的崛起时机
可是乾国的事情，要比日本难办得多
从回到乾国之后，他的所见所闻，已经让他意识到，乾国的改变，要让他付出更大的心力。
对比日本，乾国意识形态方面的愚顽和保守，可以说超乎他之前的想象。
中土传统王朝一直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其政治学说的核心便是“礼治”。乾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对“礼治”传统的继承，成了其统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自然，在礼仪方面的“刚性”也就较前代更强，可供回旋的余地更小。
外国对乾朝礼治传统的挑战。始于全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戈尔尼使团来乾。在传统的朝贡体系下，大乾朝廷自视为“天下共主”，而马戈尔尼们所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下贸易条件的改善。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的办法是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在翻译的时候，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书。
文书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意思乱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们”三跪九叩中土王朝皇帝的关头，却总不免露出马脚。但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马戈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全隆皇帝；乾方文献却堂而皇之的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但佳庆皇帝则不像他父亲那般满足于文字游戏，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他就把他们赶出了中土。
而到了韶光显凤年间，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土国势日衰，而这种可笑的自尊心却表现得更为强烈，如皇帝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就成了不可触犯的铁则。
作为第二次禁烟战争的产物，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土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乾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基于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本来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礼仪觐见乾朝皇帝，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各国使节们很快发现，付诸实施却成了大问题。直到天津条约签字之际，显凤皇帝还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土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的是：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将“何以为天下共主”
显凤皇帝的担心，其实集中代表了中土传统士大夫们的“礼治”思想。
到了显凤十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显凤皇帝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敬亲王宜欣，称：“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土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美、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结果因为谈判失败。英法联军迅速兵临北京城下，乾军各路勤王之师战败，死伤惨重，战火波及京郊的皇家园林。显凤皇帝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敬亲王宜欣。然后是签订新的北京条约，联军收获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但仍然撼不动显凤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坚持，只好暂时放弃。
此时远避热河的显凤皇帝伤心欲碎“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乾尚有人耶”，他不愿意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并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疾言厉色：“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
此年12月，敬亲王从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坚持入觐的保证。但显凤皇帝仍心存疑虑，不愿回京。次年8月，显凤皇帝病死于热河，终于实践完成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此种情形下，英国政府也只好做出退让，决定不再坚持入觐问题。英国外交大臣于当年训令英国驻华公使，命其不要再要求向大乾皇帝亲呈国书，只要求乾国政府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余各国也采取了和英国相同的处理方式。
显凤皇帝死后，彤郅皇帝年幼和太后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就成了大乾朝廷长期拒绝外使入觐最得力的理由。
虽然外国的外交使节显凤十一年时便驻在了北京，但是清流们仍然激烈的反对外国公使觐见年幼的彤郅皇帝。为此敬亲王不得不以半摄政者的资格接见他们，并向他们表示皇帝尚在冲龄，不宜觐见。虽然外国代表们同意他的这种看法，即没有理由非要和当时一个年龄不到20岁的皇帝见面不可，但外国公使们仍然认为，天朝皇帝一再推迟觐见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