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口答应。
办完事，黄新龙叫雷鸣去仙湖玩，雷鸣不想去，就回家，把租地事情的爸爸妈妈说了一下，妈妈已经帮雷鸣收了好几万元块钱了，听说雷鸣又要投资，也没有说什么，雷鸣又和他们谈单位的工作安排和单位安排房的事，但他不敢把领导为难他的事说出来。
爸爸没什么意见，妈妈却想把房后面的几块地租下来，她想让姥爷姥姥来家里住，让他种一些中药。房后面的土地都是熟地，租金可没那么低，但雷鸣也高兴地同意了，最好能租大一点的，把旁边爷爷家后面的土地也租下来最好。反正租金便宜，随便投资种点什么都不会亏本。
姥爷家世代行医，又上过省立中医学校，以前在省中医研究所工作，退休后迷上了种药，带姥姥去了一个偏远的药园种药，已经三年多没回到江宁市了。雷鸣的妈妈只有一个哥哥，留学后留在美国，也多年没有回来，眼看两老已经70多岁了，雷鸣妈妈就想接他们回纳怀村家里来，以方便照顾他们。租地种药就是为了拴住老人的心，让老人有事情做。
第二天，雷鸣哪儿也不去，就在家看了一些土地纠纷方面的，写一会调查报告。下午从三叔那里得到消息，放马坡那块地现在租金要价是一万两千元一年，三叔想谈到一万元以下，雷鸣就笑着说一切由三叔作主，其实雷鸣并不想租金太低，租金太低倒反影响合作，生产队就容易反悔。
第四十章 重新调查
几天后，司法局召开局务会，讨论新生村八队和十一队纠纷的调解问题，参加调解工作的调解股全体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除了苏局长、谢基副局长、田佳玉副局长外，政工、办公室、律师、宣教几个股室的领导、已经退二线的原局长调研也参加了会议。
调研只是科级干部，但当时级序称谓不明，所以也称调研员。
这个会类似经天律师事务所的案件讨论会，但雷鸣心情很沉重，按先前得到的种种信号，他准备接受某些人的挑难。
但事情并没有雷鸣想象的那样糟糕。
原来，雷鸣报到后，填写了他的基本情况，局领导都看了，才知道雷鸣的父亲是处级干部，而且他家就在县郊有名的好战的纳怀村，所以心有所虑，不敢再随心所欲地欺负雷鸣。
一般单位是不保存干部个人档案的，档案保存在档案局，雷鸣分配时是直接分配，没有和司法局接触过，所以司法局也没有调阅他的档案。
但写调解意见的任务还是落在雷鸣的头上。
会议由局长主持，谢副局长汇报了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黄福星股长汇报了调解工作情况，到调解意见部分，就说“根据工作组的安排，调解意见的拟写，是由从东方政法大学毕业的雷鸣同志负责的，下面由雷鸣同志汇报撰写调解的情况”。
参加会议的其它股室领导都很吃惊，这么重要的工作落到一个刚刚毕业参加工作不到10天的人身上，不是领导疯了，就是领导想推托责任。
雷鸣很郁闷，沉默了许久，苏局长喝了一口茶，说“小雷，有什么就说什么吧，你一定也研究过的”。
雷鸣无奈，只好对着调查报告和补充调查提纲说起来“各位领导，根据工作安排，我把调查和调解的情况汇报如下，我的汇报分四个部分，分别是调查后可以认定的案件事实、不能按时调解的原因、完成调解所需要补充认定的案件事实调查提纲以及下阶段工作建议”。
洋洋洒洒四千多个字的汇报材料念完，雷鸣已经满身是汗，但越念到后面，雷鸣越自信。在座的人都是半路出家，法律水平很低，更不用说面对如此复杂的纠纷案件了，见雷鸣刚刚上班几天，就对案情了如指掌，汇报起来言之有物，奇qisuuc建议合理，不禁打心底佩服这个小，正规大学培养的学生就是不一样。
雷鸣念完材料，见大家都不吱声，又大胆地补充一句“这个案件的原始材料是由乡干部提取的，不能排除里面因为人情问题、水平问题、方法问题而使案件事实走样，我建议，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可以全案重新调查，只有还原案件事实，调解起来才有理有力，才能让双方接受”。
纠纷案件有几怕，其中有一怕是怕当事人不到法院起诉，只是一味上访，这个案件就是这样，当时没有先调解才能起诉的规定，但双方都不起诉，最让人头疼。
苏局长连续喝了几口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只有他心情紧张的情况下，他才无意中连续喝水。
雷鸣汇报的内容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因为前期调查不清楚，导致无法调解，委婉地把球踢到了别人的脚下，反正我刚刚参加工作，我没有参加调查，你们应当负责任，而不是我。
最后，还是苏局长打破宁静，说“刚才雷鸣同志已经把案件汇报了，案件没有调查清楚，或者没有办法调查清楚，所以导致无法进行调解。这个观点有点勉强，如果案件事实都不能查清，那我们就让他们一直打打杀杀下去吗当然这不是雷鸣一个人的责任，工作组的同志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苏局长一杆打了一帮人，连自己也归进去了，已经减少了很多威力。
这时，调研发话了“这个案件早就发生了，我进到司法局工作前就有纠纷，这么说起来我也有责任”。
他这句话直接针对苏局长，苏局长脸都红了。
这时田佳玉副局长看不下去了，他也曾经负责处理过这件事，要这么说，他也有责任的。他说“目前情况太千复杂了，我同意雷鸣的意见，对全案进行重新调查”。
最后，决定对全案进行重新调查，不过苏局强调案件材料由雷鸣具体把关，等于从侧面肯定了雷鸣的能力，也增加了他的责任。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雷鸣忙坏了，他重新走访了当年经历“并队”过程的老人，试图从他们的笔录中得到有用的信息。
当可调查的人都调查完了之后，雷鸣发现，自己做了一件蠢事，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
所有的案件材料都堆在一起，足有一米高，雷鸣已经从头至尾看过好几遍，但一点头绪也没有。于是又从头再看一遍。
终于有了一个发现，有一份当年新生大队的一份帐册上，有一个大队长签名，名字很陌生，没有走访过。
雷鸣马上找老人们查证，有一个老人提到，那个人是当年主持并队的大队长，当大队长才一个月，就被提拨了，当了干部，经过多次提拨，已经从池州地委退休，现在在池州养老，他可能较熟悉情况。
雷鸣把情况汇报了黄股长和谢副局长，谢副局长经过请示县带队领导，就带雷鸣和黄福星去池州调查。
经过池州地区老干局的介绍，雷鸣他们在一个疗养院见到了当年的老大队长，当老大队长听完谢副局长的介绍，眼泪就流了下来，他为乡亲们为此而流血死亡感到悲哀，他详细回忆了当年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