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是讨厌民工才拼命学习的，其实我特别懒。如果我不能上大学不能分配，我也不会嫁给农民。”
从小就看着农村艰苦劳动生活的杜兰是很现实的，其实她很想说我就是做小姐我也不嫁农民。但现在她已经脱了农帽，不再需要把话说得那么绝了。
雷鸣翻身把杜兰压在身下，说“我其实就是农民，我要不是农民，我就是法学院院长的女婿了”。
杜兰呻吟着说“那是他们瞎了狗眼”
两人感觉，这种偷情的感觉很刺激，就好象战士在出征前喝壮行酒一样。
第一五八章 抗诉上
雷鸣在把办公室的门关上，潜心研究整理最有可能成功抗诉的案件。
任何一个有年头的律师事务所都会有不少的陈年老案在联系，武县司法局律师事务所也一样，有不少当事人经常过来就一个老案进行咨询，雷鸣发现，事务所所办理的陈年老案中，有几个案件有改判的可能，而1997年度事务所代理的案件中，有两个案件完全符合抗诉条件，这两个案件也是年底才判决的法院未纠正的三个案件中的两个。这两个案件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财产继承纠纷案，继母已经与死者结婚12年，但没有得到遗产继承权。一个案件是债务纠纷案，当事人与人合股经营一个小企业，合伙人欠款未还，小企业没有破产，但债权人起诉当事人，诉求偿还欠款5万元，而法院支持了，还实行其一部新买的价值35万元的大客车，作价6万元处理了，当事人一直在申诉。
雷鸣虽然口头答应杜兰说要送10个案件材料，但他们心里还是想一炮打响，案件多不如办铁案，雷鸣还是想先把这两起案件办成铁案再说。
案件的抗诉和案件的起诉的要求差不多，但案件的抗诉更象是近身肉搏，因为案件抗诉不仅仅对抗另外的当事人，还要对抗案件的审判人员和审判机构，说白了，就是打法院的脸只要法院的判决被纠正，法院内部就会追究责任，会在法院的判决记录上留下污点
雷鸣深知抗诉的难度，所以，他要把工作做细做实
平时能用一天就能完成的工作，因为要抗诉，可能要花上论一周、或者一个月的时间
雷鸣首先把这两个案件的材料重新梳理数遍，列出了应该巩固的材料清单，然后一一补充。
在财产继承纠纷案中，原审原告只提供一份结婚证。雷鸣认为重新审理这个案件时，对方的焦点会集中在主体资格问题上。一是可能会提出结婚证真伪问题，二是当事人是否是有征婚的可能。
雷鸣首先得补充这两方面的辅证。
继承纠纷案的原审原告是一个70多岁的妇女，她当年初婚并没有扯结婚证，但事实上已经结婚，育有三男一女，后来丈夫去世，儿女也先后成家或者外出打工，她经人介绍，到离休老干部家当保姆，两年后，虽然双方女反对，但她仍坚持与老干部登记结婚，12年后，老干部去世。老干部去世半年后，老干部女以重新翻新建设在武县县城的300多平方的旧房为由，将原审原告扫地出门，为此，原审原告诉求至法院，要求分割遗产，法院没有支持。
此案判决后，原审原告没有上诉，案件已经生效。
主意已定，雷鸣决定悄悄展开证据补充工作。
雷鸣开着事务所的“2020”吉普车到原审原告的女家寻找原告，原告女家在60多公里外的山村，雷鸣和杨淑一路探访，从早上找到中午，才找到原告的大儿。
原告的大儿已经40多岁，他一听到有人找他母亲，一脸的不耐烦，说不认识这个人。
雷鸣递一支烟给他，为他点上，说“我是你妈妈委托的律师，案件没办好，今天过来，想补充一些材料，以后的诉讼，不再让她交费了，她老人家不容易，我们有责任为她争一口气”。
原告虽然说是老干部的合法妻，其实在他家里就是一个佣人，脏的累的都是她干，还陪老人的床，女的脸面都丢尽了，要不是念在母情上，他连门都不让母亲进来。
原告的大儿考虑良久，才带雷鸣他们去他妹妹家找原告，雷鸣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重新为原告做了一份完整的笔录，并且让她在委托和申诉状上签字，还到原告所在的村委会和乡政府提取了原告家庭的户籍证明，以证实其前夫已经于她再婚前死亡。
第二天，雷鸣马不停蹄地到城关镇政府提取原告的结婚档案材料。这一关却没那么容易过因为城关镇政府民政助理就是老干部儿的朋友
民政助理称没有此人资料，雷鸣出示工作证、介绍信也没用雷鸣找到镇领导，民政助理也称无此人资料
下午，雷鸣再次到镇政府时，民政助理干脆下村去了
雷鸣感觉事情要糟糕，马上改变路线，到县民政局调查，终于在民政局的档案里找到了原告再婚的记录。雷鸣还不死心，又到县老干局提取了老干部的一些档案资料。
紧接着，雷鸣到县房产管理所提取老干部名下的房产资料，老干部的女动作果然快，已经更名为女名下，但原始记录还在，雷鸣赶紧提取。
房管所主任是雷鸣的老朋友，当天晚上所长的话就来了，说他求雷鸣归还他白天提取的资料“具体原因你就别问了，我是迫不得已”
雷鸣说材料已经移交了“兄弟，这份材料对你很重要，可能你少了几个朋友，但对我更重要，要是这个案我没办好，兄弟我就没前途了”。
主任说“我不管你那么多，反正你不还我这材料，咱们就不是兄弟了”
雷鸣干脆挂了话。
雷鸣根据材料，重新写了申诉状，重新列了证据目录，并传真到经天律师事务所征求意见。
吴大伟很重视雷鸣的案件，亲自把关修改后，传真给雷鸣。
雷鸣发现，自己的意思与吴大伟的意思大致相同，但吴大伟的语气不是商量口吻，而是更加有决断感和权威感，让人感到压力重重。
雷鸣又花了两天时间，对申诉状进行文字上的润色，做到硬而不狂、条理清楚，让人无法忽略。然后亲自送到市检察院民行处。
民行处的办公室在市检察院五楼，占了三间办公室，雷鸣按杜兰的交代，送到大办公室，由内勤先接待收案。
杜兰现在已经是有经验的检察官，她要雷鸣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就是不让大家知道她和雷鸣有关系。
但这个20多岁的内勤人员明显经验不足，他看见有人送案件来了，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马上要请两位领导过来。
杜兰指示他“先写个收条把案件收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