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官，形成互相的监督掣肘。改制后郑朗让三司使权利稍稍增加，有了奖惩权，仍没有罢免各三司官员的权利。要么明确了指挥调动权，以便明确分工。
但这个机构很庞大的，例如盐铁分兵、胄、商税、都盐、茶、铁、设七案，度支分赏给、钱帛、粮料、常平、发运、骑、斛斗、百官八案，户部分为户税、上供、修造、曲、衣粮五案。还有查账、理欠、支破、发放等部门，郑朗又塞进了平安监、银行监与军械监一些部门进入三司。郑朗想法也不能说不对，这些都属于财务进出的单位，一起交给三司，利于三司便于统一调动。
然而有一个缺点，三司重大事粤必须禀报中书同意后，才能申请得旨，公文需要经过重重部门，依然有所不便。
虽经过改制，经营本不是吴充强项，加上改制后有的制度与原先不一，三司政务出现一些滞积，如这次查账，三司速度不快，晚了十几天，账目才查清楚。甚至王安石怀疑账目弄不好，会出现许多失误。
王安石看到国家财政困窘，想到一条主意，没有与郑朗商议，因为这与郑朗改制有所违背，于是暗地里找来吕惠卿、苏辙、清查中表现出色的章惇、薛向、吕嘉问，六人进行了一番商议。
之初是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由东西两府各出一名宰相统领，统领三司的财政，审核国家一年预算，进一步简化程序。
因为由东西两府宰相统领，它的权力无限地放大，也更知道国家需要什么物资，因此一项新的改革便出现了，而且它的出现，会为国家带来大量的钱帛。
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部门，发运司。它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上供财物的漕运，将京城或者陕西河北前线所需的物资从江南各地购买回来和籴、和买、科配，运向京城或者前线，兼管茶盐、铸钱等，后来北方人口稠密，粮食入不敷出，又将重心转移到粮食上，贱时从民间买回来，贵时运向北方或供给或救济或售出。与转运使有些雷同，但不是，转运使是常年累月循环性质的，发运司乃是一次一次投机性质的，经营意味很浓厚。
由是会出现一个局面，因为是投机性质，往往官员必须翻存档，那些发运司买下来了，那些没有买，或者现在要买那些，那些又不要买。于是往往三司官员大笔一挥，这地方没有这个物产，三司任务却来了，让发运司官员去购买，这地方物产丰富，都快要烂在地里，三司却没有任何任务。然后到京城后更乱，往往京城紧缺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积压的，各地去在源源不断往上运。无形中一年形成大量浪费。改了制，改制也不行，毕竟三司有三司的局限性。
但条例司的设置，东西两府宰相的参与，性质变得不同。东西两府宰相更有大局观，两府加上三司的权限，合在一起，就能清楚地了解全国物产分布，各地所缺所需所产所余，朝廷再拨款，统一规划，将积余地区的物资运向稀缺地区，既利于物资通畅，互补有无，提高百姓的收入，又使国家得到大量的利润。
不但减少许多浪费，也没有动国家官员与百姓的任何税务，国家经济同时得到改善。
至于它的性质，嗯，发改委
为此，王安石与其余五人经过精密的谋划，王安石先后上了三个札子：议曰废江淮荆浙发运使，以后不要这个发运使了，全部归于条例司统管。议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理天下供上条例。
郑朗刚刚与西府交接完毕，从西府事务中脱离出来，朝会上王安石便一口气将这三篇札子念完。
听完，郑朗脸色也变了，变得惨白惨白的，比他的头发还要白。
第八百四十三章 撞车
王安石说得有些模糊，不过有人马上就知道他要做什么，唐介大声斥责王安石乃是桑弘羊。
郑朗却在看着其他几人，他与吕惠卿打过好几次交道，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能吏，但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好战友。小苏在唐宋八大家里其实名气比较小的，若没有大苏，也许都轮不到他。但这个人的坚毅非是寻常人所想像。是他的学生，但不是郑朗喜欢的学生，包括大苏、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内，郑朗真正喜欢的乃是范纯仁与吕公著、严荣。也许这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然，这种情感他是不会表达出来的。
这几人当中，郑朗最喜欢的人，一般人难以想到，非是小苏，也非是他的得意下属之一薛向，而是章惇，算是小人，但人家乃是真小人。至于薛向，在杭州担任过他的下属，其实自太平州起，自蔡挺，到过世的杨察，再到吕公弼公吕公著兄弟，司马光、薛向、韩绛，青少年时的下属，如今皆成为名震四方的大人物。
吕嘉问也来自寿州吕家这一脉，这一脉十分庞大，仅是在朝野内外担任官员就有三四十人之众，按理吕嘉问还是吕公弼的从孙，不是亲孙子，也就是吕嘉问爷爷的太祖公后唐户部侍郎吕梦奇乃是吕公弼的太祖公，与吕公弼兄弟血脉略有点远，也算是吕家的子弟。史上说吕嘉问乃是一个奸臣，对这个郑朗不大好说的。
不要说吕嘉问，就是遇到蔡京，郑朗也会理智地对待，有赵佶为帝，再加上经济情况不良，就会有史上的蔡京，没蔡京也会有张京王京，若是赵佶不为帝，经济情况良好，蔡京也未必是史上的蔡京。更不用说小小的吕嘉问。
会不会出现蔡京，会不会出现吕嘉问，就看这两年的折腾效果。
从五人身上扫过，眼中有些迷茫。
王安石与司马光皆是那种固执到家的人，但司马光要好一些，从包拯的劝酒就能看出，两人皆不喝酒，包拯不悦，强劝之，王安石就是不喝，司马光却少饮了一点。
因此，自己劝说司马光，司马光不管有没有真心听进去，马上与王安石联手，来了一奏，弹劾南郊祭用费惊人。
能劝动司马光，未必能劝动王安石。
他在迷茫之时，唐介越说越有劲，不但唐介，还有赵抃，王安石进入中书，与他们多次发生冲突，原因倒也简单，这二人身兼天下直名，如今国家困窘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二人不作为因为一事与赵抃扛了起来，怒道：“公辈坐不读书耳”
赵抃也火了，说了一句：“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
那时候有了文字，是甲骨文，刻在山洞里，或者贝壳上，肯定是没有书籍纸张的。王安石动辄说上古大治，赵抃用此反击，王安石听罢默然不能回答。
不过眼下赵抃与王安石总体冲突比较少，赵抃也想将国家变好，但他确实想不出来高招，只好胆战心惊地等候郑朗改革后的效果。
冲突最大的还是唐介。
史书大肆贬低王安石，实际唐介也有错，老了，还是一个年轻版的欧阳修，大嘴巴管不住，又摆老资格。因此王安石与唐介冲突时，郑朗也默然。虽对王安石略有警备之心，怕他躁进，多少还是一个帮手，然后呢，曾公亮名为首相，只能做一个打下杂的，赵抃倒是帮了不少忙，文彦博一直很可疑，这就是现在中书的组成，让郑朗很苦逼。
唐介已经在碍事了。
当然，非是唐介不好，唐介好，但要用对地方，用在御史台还是可以的，喷一喷，大家做事小心一点，放在中书做什么这是做事的地方，不是喷人的地方
王安石沉默不言，唐介越说越来劲。
郑朗继续在胡思乱想，思绪越飘越远，忽然就想到一件事，发改委，穿的时候情况与此时差不多，但没有关系，有发改委，房价越推越高，能靠卖地度日。不过总有一天，这个泡沫会噼啪一声炸开，估计炸后的结果，甚至比倭国的那次还严重，知道的人很多，但少数能控制局面的人想的不是炸的后果，乃是在爆炸之前，如何最大程度榨取百姓几十年和平时光的积蓄，然后及时脱身。关健是那时候哀鸿一片，地区又不能卖地度日了，外交的笨拙导致四周皆有强敌环顾，到时候三重危机压迫，国家怎么办
这一想，问题十分大条了。
留给子孙解决，留给子孙好大的财富与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