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学堂毕业的高材生梁华殿和王士珍二人来小站，可梁到任不久，在一次夜操时失足落水身亡。接着，袁世凯又一次凝色的一次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到冯国璋和段祺瑞二人。
冯国璋毕业后留校当教习，但他不安于位，投身于聂士成的武卫军，并参加了甲午之战。战争结束后他到驻日公使馆当武官，考察了东瀛军事，回国后将自己编写的关于东瀛军制的兵书进呈聂士成阅览。聂士成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正急需人才，于是将冯国璋的书转给袁世凯，袁看后大喜，将冯调到小站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二十八年初，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并在保定创立北洋军政司后改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且抓住了清朝京畿的警权。此后，他又一次凝色的一次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号称一人身兼八大臣，势力从军事急剧扩张到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向诸北洋”的局面。袁世凯的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
在当时西方人眼中，李鸿章是“大华帝国第一人”，是大华帝国的改革之父。而袁世凯是李鸿章的最佳继承人，他“一直负责推动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少数不得不左右李鸿章之后的政局、带领大华帝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一位采访过袁世凯的花旗国记者说，袁世凯是清朝趋向改革和进步的高层官员中的“第一人”，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且“野心勃勃”。他善于利用政治时机并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吸取了中日战争和义和团式反西方的教训，主张尽量寻求西方国家对大华帝国的支持和谅解，以便推动保守的渐进改革。
袁世凯身上的维新基因全面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对改革维新的倡导与涉及领域同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全无二样。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改革维新的力度、广度、深度，较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不但打了雷，还真正落下了雨点。其原因，正如一位采访过袁世凯的花旗国记者所指出的，袁世凯所推动的改革维新不是要“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而是“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的改革维新。
袁世凯曾说:
近日民智渐开，收回路矿之公电、告讦督抚之公呈纷纷不绝，若听其漫无归宿，致人人有建言之权，时阅数年，将应接不暇。
国民义务以纳税为一大宗，现在财政艰难，举行新政，何一不资民力若无疏通舆论之地，则抗粮闹捐之风何自而绝营业税、所得税等法必不能行。
惟专设一舆论总汇之地，非经由资政院者不得上闻通国之欲言于者，移而归诸资政院，化散为整，化嚣为静；又一次凝色的一次限制该院只有建言之权，而无强施行之权，使资政院当舆论之冲，得安行其政策，而民气疏达，亦不致横决难收，保全甚大。
也就是说，将资政院作为疏泻舆论的清议机构，一方面使“民气疏达”、“化嚣为静”、“不致横决难收”；一方面“无强施行之权”，仍“得安行其政策”。关于责任内阁，按照袁世凯设计的方案，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不经内阁副署谕旨不发生效力，也就是以责任内阁专制取代昔日的皇帝专制。具体而言，则是由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行使职权。而袁世凯的野心和美梦是继控制京津军警力量后，进京与庆亲王奕共同组阁，拥庆亲王奕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夺取皇权，控制朝政，防止年迈的慈禧一旦故去之后，光绪帝对其出卖戊戌维新之举进行报复。
清末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次政治权力的又一次凝色的分配，牵涉到所有政治集团和官员的切身利益。袁世凯的野心和美梦招致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人们一直认为袁世凯是1898年戊戌维新的“叛徒”，但可能并不晓得戊戌维新没能实现的大多数改革内容，后来是在袁世凯的手中实现的。
1901年，经历1840年以来又一次凝色的一次一个不幸的庚子年后，大清帝国迎来辛丑年。
9月7日，78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完成他最后的使命继6年前出使东瀛签订马关条约，又一次凝色的次代表清廷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
两个月后，这位被花旗国称为“远远走在他这个时代的前面”的老人，病逝于北京贤良寺。临终前，已经穿上寿衣卧于病榻上的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行清泪缓缓滚出。他的双目，是由他的老部下周馥合上的。
10天过去，他的另一位老部下、山东巡抚袁世凯，接替他的职位。把袁视为“改革家”李鸿章的最佳接替者，“袁当然不是大清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持续下去。”
此年，在官方话语中，“改革”又一次凝色的次成为主流意识。从1月到8月，“西狩”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而向西安逃难途中的慈禧太后，连发3道“变法”上谕，要求大臣们参酌中西政要，就如何改革各抒己见。此前的3年里，受戊戌维新失败的影响，朝野上下对于西方政治西方学问，“不敢有一字涉及”。
袁世凯的势力，并未像记者汤玛斯米拉德半年前所预计的那样，随着慈禧之死有所增长，反而被摄政的醇亲王载沣在讨论立宪会议上曾欲拿枪射杀他的人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
3年后，无力填补慈禧和袁世凯留下的权力真空的载沣，万般无奈下请袁世凯出山。
载沣导演的“皇族内阁”已将君主立宪之路堵死，袁世凯不得不投入“走向共和”的历史潮流。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无论是在他崭露头角的朝鲜生涯，还是在小站编练“新军”，晚清新政时期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他都表现出了成功的政治家、军事家应有的机敏与勇气。他在朝鲜维护了国家利益，他为大华帝国编练出第一支近代陆军，在晚清最后十年，他更为近代大华帝国奠定了一切基础。此时的袁世凯应该无愧中华脊梁，国之瑰宝的称呼。
周雨烟最后道：“或许，真正的历史，总是掩盖在各种政治斗阵之下的”
政治斗争
岳东明幕然惊醒
周家千年之劫，难道会是一场单纯的商业攻击或者黑色势力的寻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