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他办不了或者没法办的既然办不成的事情不收钱，那么办成了的事，收钱就成了合乎情理的了。
这种“另类诚信”的深层目的是：“办成了事收钱、办不成事不收钱”，可以大大降低东窗事发的可能性。遵循“诚信卖官”的新潜规则后，行贿者和受贿者各得好处，天知地知，不易被察觉。
这种所谓买官卖官的“诚信”，对政治生态的破坏力是极其可怕的；节日“送礼”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情感和问候的因素在内，而是赤裸裸的“现金政治交易”。
贪官是怎样炼成的其中的深层次原因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醒。
一是制度“作秀”，表面的制度成为了腐败的“防空洞”。好制度是要人执行的，如果贪官想动歪心思，再好的制度也是有空子可以钻的。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人民的公共权力成了贪官手里的橡皮筋，要长要短可以任意操纵。
二是官场潜规则盛行。官位按“经济规律”办，导致行贿受贿盛行。
三是本性意见不如山，不如身后有靠山。
在一些地方，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大贪笑小贪，小贪笑不贪，笑贫不笑贪的程度。陕西女贪张改萍在贪官中就很讲“诚信”：
一是守“信用”。拿钱就办事，不拿钱就不办事，办不成事就退钱。
二是讲“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公平”交易，根据送钱的多少衡量，有的跳级提拔，有的“正常”升迁，确保交易等值、增值。
三是坚持“民主集中制”。考察、任用、讨论都要走“正常”程序，够“民主”的；只不过，只要她不点头，谁也别想动位置，更是够“集中”的。看懂了这一潜规则，只要想当官，谁敢不孝敬她。
买官卖官，古以有之。而贪官诚信的恶果比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越腐败，越升官；越升官，越腐败；边升官，边腐败，边腐败，边升官的事情屡见不鲜，投桃报李的权钱交易、按需论价的权权交易，以潜规则颠覆我们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官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划上了等号。
贪官的诚信，它扭曲了人民的荣辱观念，在交易过程中，买方和卖方的利益都得到了兑现，他们已经构成了贪婪的利益共同体。
正因为贪官的诚信有其温和的一面，比起贪官的背信弃义来，它的杀伤力更大，它的传播会象瘟疫一样迅速扩散和复制。诸如商业贿赂的诚信、打假者对于打击对象的诚信、执法者对于违法犯罪者网开一面的诚信。。。。。。都是贪官诚信的狐朋狗友。
有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官员腐败都是从掌握实权开始的。贪官们之所以能以“诚信”把权钱变现，无非是具备两个条件：个人凌架于组织之上；权力凌架于法律和制度之上。对付此类“诚信”的方法只有一个：让他们的买卖因为无法兑现信用而做不成。
1210 关于权力递延问题
所谓“递延权力”，就是领导掌握的权力，经过亲友或身边工作人员之手，完成利益的交换。
这种“递延权力”，“实际上是早就存在的一种很普遍的社会腐败现象”。现实中突出的典型就是原河北省委书记、腐败分子程维高和他的两任无良秘书李真、吴庆武。凭借程维高的权力，李、吴两人违法乱纪，为所欲为；李真还被称为“二书记”，在河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弄权谋私的“能人”。难怪中央一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管好自己的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
在这种权力“递延”过程中，有三种角色：一是握有权力的领导干部，二是递延权力的他们的身边人，三是迎合这种递延权力并与它作利益交换的下级或其他人。这三种角色都分两大类，一类是有意识、有目的地从事权力寻租的腐败分子，另一类是没有察觉这个问题或没有认识到问题性质或不得不屈从于权力的犯错误者。
“官本位”思想是营造这种怪圈的文化环境。在传统社会中，当官有无限的权力，在官场又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而不论大官小官，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要当了官，不仅自己在统治范围内至高无上，而且所有亲友和与他有关的人也高人一等，其中有些宠幸者本领通天，有求于官者不能不通过他们。这种“历史”残渣，还沉淀在许多人头脑中。
权力过于集中是产生这种怪圈的政治条件。由于对“绝对权力”缺乏监督，就难免品质卑劣的人乘虚而入，利用他的威信以售奸，“收买”他的周边以营私。不少领导干部正是在这方面不自觉地犯了错误。而这种情况的形成，并不仅仅是这类人物个人素质问题，主要的还是体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