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忽视：一是官府的腐败无为，二是连年的灾荒，三是隔三差五地疫病。现如今，上党郡、县、乡三级官府被赵兴层出不穷的花样，收拾地服服帖帖，大大小小的官员忙的脚打后脑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得到空前提高；这两年由于赵兴发明的脚踏风力混合型水车的大量使用，上党的粮食连年丰收增产，要不也没有能力一直接受外来的流民。前面两个不利因素对赵兴没有影响，那就只剩下防止疫病这一方面需要加强了。对于如何防止瘟疫霍乱的流行和爆发，下一章南道将做专门的交待说明。
上党处于北温带，冬天时间长，空气干燥少雨，正适合大规模地训练士兵。因为暂时不用担心外族入侵，不用担心其他势力攻击，不用担心内部发生混乱，不用担心粮食和经济困窘，赵兴就有了充分的时间来展示他那曾被战友称之为“魔鬼式训练方法”的练兵之道
赵兴的统兵方法概括起来为五个字，即：“养、锻、治、教、比”。
养，就是通过改善士兵伙食和营养搭配，增强士兵身体素质。赵兴所在的上党，这两年畜牧业有了长足发展，靠近山坡的地方都被百姓养上了成群的牛羊。赵兴一声令下，所有的羊奶和牛奶，官府定价收购，保护养殖农户的利益，牛羊奶经过高温定点加工，去除异味和病菌之后，一部分卖给乡里，一部分供给军队。至于一些农户养鸡所生地蛋，当然也是被赵兴大量地收购起来，作为士卒每天一杯奶、一只蛋的来源。赵兴还要求各支部队每隔五天为士兵加餐一次，主要是吃一顿牛肉。在赵兴如此不惜花钱地“豢养”之下，主要来自于流民的士卒，刚入伍时一脸菜色、皮包骨头的情况得到彻底扭转，就如同周仓、裴元绍当年投奔赵兴之后的变化。
锻，就是在士兵的身体素质得到改善和保证的前提下，进行强化训练，把士兵的体能和体力锻炼得像老虎一般壮实。关于强化训练，这又是王牌特种兵营长出身的赵兴最拿手的专业技能了。光是赵兴让原卧虎庄“木器研发小组”按照他的设计图纸制造出来地单双杠，山羊、跳马、平衡木就够战士们眼花缭乱了，还别说“引体向上”、“俯卧撑”、“快慢跑”，以至于比较坑人地“武装越野”、“铁人三项”、“钻火圈”、“爬绳墙”等等，总之，怎么折腾人就怎么来赵兴原话怎么说来着“老子大把大把地花钱给你们喝牛奶、吃鸡蛋，可不是为了养一群肥猪，肥了多少，我给你练回去多少”
治，就是士兵们被锻炼的野性十足、虎头虎脑之后，用军规法纪来规范和约束他们的行为，使部队真正做到军纪严明，令行禁止。严明的纪律自古以来就是部队能否形成战斗力的基本保证，作为过来人的赵兴更是明白其中的关键之处。他专门将上一世部队的军纪法规进行了回顾和提炼，依照汉代军队的特点，提出了一些简单易记，跟士卒日常养成，公差轮值、奖惩晋升相关的口号与制度，制作成士兵守则下发给每一名士卒，要求每人都必须牢记遵守。本来赵兴还打算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搞出来的，考虑到现在自己的身份还不足以发出这样的命令，赵兴只好暂时忍住，等待合适的时机。
教，就是向士卒传授军事技能，并教化士卒效忠卧虎城、效忠赵兴。赵兴要求每名士卒都要懂得简单的战伤包扎救治，野外生存技能，挖掘掩体和防护工事，还有一些简单的信号传递以及手势语言。赵兴的做法是先挑选出一批头脑灵活，身体素质好的士卒，由自己带队进行强化培训，等到这一批士卒合格之后，再作为教官分到各营，分批教授赵兴为自己部队量身定做的生存技能和通讯联络手段。一开始学习时，很多官兵不理解，甚至不少将领都觉得赵兴有些不务正业，但既然大家都向卧虎城宣誓效忠，那也只好忍着头痛，认认真真地学习。不学不行啊，赵兴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过，通不过的部队没有资格参加团队比斗等到后来比斗开始，学会了赵兴军事技能的连队的存活率和战斗力明显高于没有学习的连队。这下，包括关羽、徐晃等人都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赵兴教授的单兵技能了。
比，自然就是组织军事比武了。赵兴受上一世太祖年年组织全军进行军事大比武的启发，也在自己少的可怜的万把人马里面推行“全军大比武”活动。从单个士卒之间比拼到连与连之间比拼，再到营与营之间比拼。到了团一级比斗时，赵兴每次都要亲自到场，为双方加油鼓劲，为获胜一方发放诸如整头的牛羊猪、整车的长河大曲之类奖品，只把士卒们馋的流口水。熟悉部队的书友应该知道，不管古今的部队，通过相互较劲和比拼，最能激发活力和干劲，而且还有助于凝聚团队精神，赵兴这招看似简单的方法，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整个冬季，赵兴基本上就在卧虎讲武堂、兵营、比武场三个地方呆着，除了晚上回去陪陪后院里几个娇滴滴的美人之外，他始终坚持与士卒同吃同练同乐，深得各营兵士的欢迎和拥戴，在士兵们心目中初步树立起了领袖的形象。
而“赵氏统兵五字诀”也被关羽、徐晃、赵云、张辽、麴义等人反复琢磨和研究，从中又衍生出更多适合不同军兵种的训法、战法来，极大地提高了上党各路兵马的整体战力和单兵战术素养，为下一步赵兴的强势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第二卷 龙游洛阳 第九十九章 防瘟疫未雨绸缪
在紧抓部队军事训练不放松的同时，赵兴还授意贾诩与陈宫等人，利用冬季农闲时间，老百姓窝在家里闲散时间多的机会，在整个上党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卫生运动”。赵兴这么做，也是想从瘟疫和流行性疾病的传播源头防范疫情，避免上党百姓过多的非正常死亡。对于东汉末年的瘟疫，南道在这里要多啰嗦几句，没有兴趣的书友可以直接略过
根据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献记载，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都曾在中原大地上肆虐横行。由于古人的对疾病的认识有限，因此他们往往对瘟疫的具体类型分辨不清。根据古人的解释，所谓疫，就是指“民皆疾也”，意即凡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至于“瘟”，则是指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基于此，古代中国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早在东汉之前，历代王朝都曾有瘟疫发生。由于中国是一个季风国家，地处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交接处，冬夏气温冷暖不均，气候变化很大，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很容易引发疾病灾害。
东汉末期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
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这样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
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