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昌举事所需行动资金己到，炸死日本国王所用炸弹也已准备齐。炸弹有两枚，一枚是在上海兵工厂获得，另一枚是在河南省刘经扶将军处而得。1931年李奉昌假装成日本人木下昌藏，前往东京。12月末，李奉昌得知日本天皇裕仁将于第二年1月8日参加在东京郊外代代木练兵场举行的新年观兵式，便决定那天行动。
1932年1月8日李奉昌在樱田门前等待日本天皇裕仁出现，其行列一到，马上在群众中起身，向日本天皇投掷炸弹，炸弹在日本宫内大臣的马车旁爆炸，只翻倒日章旗旗手和近卫兵骑的两匹马。他当场被捕，同年9月30日在东京大审院被判死刑，1932年10月10日上午9时2分在市谷监狱殉国。
1932年1月18日，日本公使馆、驻沪武官田中隆吉伙同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制造了所谓的“日本和尚事件”。该日，5个日本和尚在马玉山路向中国市民寻衅。两天后，日本浪人纵火烧毁了三友实业社。1月24日，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书记友野指使特务、浪人，经化装后焚烧了日本公使重光葵的公馆，日方以此对我方进行讹诈：强令中方在48小时内对其所提道歉、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等要求予以答复。1月28日夜间，日军制造借口，突然分三路向闸北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等人的指挥下奋起抵抗，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虽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远不及对手，但将士们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市民的声援和全力支持下，英勇顽强，打得日军死伤万余，迫使日军三次更换前线司令官仍不能推进。但是，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政策下，南京政府釜底抽薪，执意与倭寇讲和。而日方却趁机调兵遣将，日本天皇裕仁亲自批准增兵两个师团，并专门成立了日本派遣军司令部，白川义则大将出任司令长官。苦战月余，断绝后援的十九路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放弃江湾、闸北等阵地，撤退至上海市郊继续抵抗。
3月3日，国际联盟行政院作出中日双方停战的决议。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中日两国代表进行谈判。日方凭借在军事上的优势，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及周边地区，继而由日本军队驻守。
就在中日谈判仍在继续之时，冲昏头脑的日本驻沪军政要人，决定借4月29日庆祝“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的机会，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
为了打击日本嚣张的气焰，不让其阴谋得逞，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陈铭枢、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决定采取特别行动。陈铭枢特地找到与其交往很深的“暗杀大王”王亚樵，向其透露这一构想。具有正义感且擅长此道的王亚樵对此十分赞同。但是，日方为防不测，早已放言，称“祝捷大会”不许任何中国人入场。这样王亚樵所领导的“铁血除团”便难以有所作为。王亚樵提议，请流亡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派人去完成这一重任。
1910年8月22日，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首任总督、陆军大将寺内正毅上任伊始便公开叫嚣：“朝鲜人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但是，朝鲜人民并未屈从于倭寇的淫威。从亡国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反抗便从未停止。1919年3月1日，以具有独立倾向的韩国废帝高宗李熙被日军毒毙为契机，朝鲜人民压抑已久的民族仇恨强烈地爆发出来。超过200万的朝鲜民众参与了这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神圣斗争。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三一”独立运动。
日本统治者对此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据不完全统计，在“三一”独立运动中，前后共有两万多人伤亡，5万多人被捕，数以十万计的韩国志士流亡海外，其中大部分聚集在中国。这些志士继续以各种方式从事着反日复国的斗争。在“三一”独立运动的基础上，先后在俄国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的上海及韩国境内，出现过6个临时政府。1919年7月17日，韩国临时议政院举行第五届会议，确定上海为合并后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称临时政府的驻在地。
王亚樵首先找到与其交情很深的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安昌浩先生，安昌浩特地约见了金九先生。
金九先生在接受了这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之后，便开始紧张的筹备。他吸取李奉昌刺杀裕仁因哑弹未遂的教训，在制造炸弹方面下了大气力。他通过韩侨王雄与上海兵工厂厂长宋式取得联系，向其订购如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型的炸弹。为保险起见，金九专门到设在江南造船厂里的分兵工厂去了一趟。一位技师为金九演示了水壶与饭盒型炸弹的性能。技师等人在院子里挖了个大坑，四周衬上铁板，然后将炸弹置于其中。技师在数十米外拉动引线，“轰”地一声，被炸碎的铁片四处飞溅，场面十分壮观。技师告诉金九，这样的试验要连续做二十几次，不能出现一次失败，才能进行最后安装。相对来说，物色合适的人选非常困难，因为这个人不仅要胆大心细、意志坚强，更重要的是，在戒备森严的虹口公园里投掷炸弹，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若没有对日寇的深仇大恨和对光复祖国的坚强信心，是根本不能做出这种舍生取义的壮举的。
就在这时，一个名叫尹奉吉的韩侨被纳入了金九先生的视野。尹奉吉，号梅轩，本名禹仪，奉吉是他的别名。1908年5月23日，他出生于朝鲜忠清南道礼山郡德山梁里。尹奉吉自幼聪明过人，有“神童”之称。3岁时，日本强迫朝鲜李王朝签署了日韩合并条约，朝鲜沦为殖民地。尹奉吉11岁时，亲身经历了“三一”独立运动。15岁那年，他已饱读诗书，显示出超众的汉学才能。此后，尹奉吉自学日文，日g后来成为尹奉吉反抗日本侵略者斗争的一门锐利武器。
17岁的尹奉吉在家乡开办乡学。在办乡学的过程中，他了解到有大批朝鲜志士仁人在海外开展反日独立运动。尹奉吉决定投奔远在中国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直接参加到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1930年2月，23岁的尹奉吉不辞而别。行前，他给年轻的妻子留下一封书简，内称“丈夫离家，生不还”，表达了他为国捐躯的坚强决心。
尹奉吉一路辗转漂泊，先后在东北、青岛等地落脚，于1931年8月来到上海。当金九先生把将在日军祝捷大会上制造爆炸的计划告知尹奉吉时，他欣然从命。4月26日，尹奉吉正式加入韩人爱国团，并在韩国国旗前宣誓留影，在这张极其珍贵的照片上，尹奉吉目光炯炯，神态坚毅，他左手握住一枚手榴弹，右手持一支手枪，胸前挂着韩人爱国团宣誓文。
4月28日，尹奉吉进入虹口公园实地考察，这天恰好碰见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一行也来此视察，尹奉吉恨不得当时就杀了这个日军头目。当晚，尹奉吉在自己的住所给父母、妻子和两个儿子写遗书。在给儿子的信中，他十分动情地写道：“如果你们周身的血液和骨髓依然存在的话，将来也必定成为一个为祖国而效命的勇士吧把太极国旗高悬在空中，来到我孤单的墓前，酌一杯酣酒，以慰九泉之下我的灵魂吧”
4月29日清晨，金九、尹奉吉来到韩侨金海山家。按金九事前的嘱咐，金海山为尹奉吉做了一顿香气四溢的牛肉面。尹奉吉吃面时有滋有味，神情泰然。吃完早餐后，尹奉吉解下自己花6块钱买的手表同金九的廉价手表做了交换，说：“再过一小时，这块表对我就没用了”金九听罢泪如雨下。两人在尹奉吉坐上出租汽车时互道珍重，并相约“日后黄泉之下再见”。
8时之前，尹奉吉顺利进入了会场。只见他身穿新西服，肩挎水壶，手提饭盒，一副日本阔公子的派头。10时整，祝捷大会正式开始。在检阅台上就座的有白川义则大将，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林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驻上海总领事村井、驻沪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等，以及美、英、法等国驻沪领事。
约1小时后，阅兵式完毕。各国领事因本国政府早有指令，在中日冲突中严守中立，所以只参加天长节庆祝活动，而回避“祝捷”的内容，故而纷纷退场。很快，主席台上只剩下清一色的日本军政官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