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先后从刘歆、徐恽、谢曼卿等大儒学习，班固和马融也是“所学无常师”，郑玄更是游学在外近二十年，遍访名师大儒。广泛求师再加上有条件阅读各家着述，使这些大儒们能吸取各家各派之精华，而不必拘泥于一师之学说。
研习古文经学的大儒很多人不受功名利禄之诱惑，志在博学精思，所以大都能不受章句之学的束缚，如桓谭、班固、韩融、卢植等人通古今学，好研精却不守章句。
孝桓、孝灵皇帝朝，宦官和外戚轮流把持权柄，最终导致了党锢之祸的发生。在王权衰微的情况下，今文经学在国政上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当一部分大儒名士随即转入纯学术性的经学研究之中。而古文经学没有严密的师传系统，正好适合此种偏于纯学术性的研究。几十年的党锢之祸，虽然打击了士人参政，但造就了一大批通儒，而郑玄大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古文经学在学理上对经学的贡献非常巨大，其重要原因就是古文经学家们都是以研究学问为宗旨，不受师法家法的约束。既无师说和章句，当然就无师法家法可言，这随即成为标榜师法家法的今文经学家抵制古文经学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理由。所以，古文经学要争取官学地位，古文经学的儒士们要想进入朝堂，则必须破除死守师法家法的陈规。
在古文经学强有力的挑战下，今文经学各家各派为了共同抵御对手，不得不拆除内部的宗派藩篱，取长补短。此外他们也受到了古文经学学风的影响，其内部的师法家法也开始逐渐削弱。大儒张玄习颜氏春秋，但又兼通数家，因此丢掉了博士职位。但儒生们认为他学问高深，愿意从其学习，弟子上千。这种混淆家法的做法渐渐受到儒士们的欢迎，甚至盛行于太学之中。
虽然今文经学中的正统派仍在力图维持师法家法及其章句之学的权威地位，但在学习途径增多，学术交流和论争频繁，各家学说的优点和弊端都日益明显的形势下，仍要求儒生们尊一师之说，守一家之学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
孝顺皇帝时，曾规定诸生举孝廉，务必试家法，但此后以经术举为孝廉的儒生中，有许多不墨守家法而博学多识的人物，如服虔先为太学生后精研左传，被举为孝廉。可见“试家法”的规定未能严格执行。卢植大师通古今学，不守章句，竟被任为博士，郑玄大师更是不专一师之说的博学之士，也被征为博士。由此可见到了孝灵皇帝朝，连太学博士的家法也开始动摇了。
自光武皇帝以来，本朝儒生大都研习两经以上的学问。而且古文经学兴起后，今、古文经兼治成为一时的风尚。儒生们越来越向着通学的方向发展，相当大一部人甚至学通五经，还有不少人是今、古文兼修，且兼治谶纬、数术，比如蔡邕、荀爽、杨彪、郑玄大师等人。
另外，经文文本的正定和统一，也大大促进了“通学”的发展。在经学传授中，因为师法家法的不同，以及今、古文经的不同，经文文本的差异非常大。经文不统一，经说自然更无法统一，有些儒生为了谋取利益甚至还在经籍文字上作手脚。所以自本朝中后期开始，经文文本不断被正定、统一，规模最大一次是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孝灵皇帝下旨，令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人正定六经文字，并由蔡邕书丹于碑，立于太学门外。
古文经学的发展，今文经学的衰落，师法家法的淡化，经文文本的统一，种种事实证明，今、古文经学的融通是必然的，郑玄大师的新经成为官学也是必然的，无人可以憾动新经的地位。
郗虑和赵松闻言，大喜过望。
李玮是大汉朝丞相，是一位年轻的丞相，他的仕途至今看来还是非常辉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李玮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他对新经地位的肯定基本上可以代表天子，代表朝廷。有了李玮这句承诺，新经在天下稳定后将得到迅猛发展，郑玄大师在新经中的巨擘地位也有了坚实的保障。
“但是，新经有两个不足的地方。”李玮望着喜形于色的两位大臣，缓缓说出了一句令人心惊胆战的话。
“本朝今文经学的儒生们一般抱残守缺，穿凿附会，而古文经学的儒生们虽然在学问上比今文经学的儒生们要广博得多，但仍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和桎梏，最显着的便是易学。古文经学的易拘泥于象数卜筮，支离琐碎，可厌之处和今文经学的易学相差无几。”
“郑玄大师在融合经今古文经学的时候，在注解易学的时候，依旧没有摆脱这种束缚和桎梏。他在注解中掺杂了大量的谶纬并且解经烦琐，这正是昨天遭到王朗、宋衷、高堂隆和颖容等一批大儒名士指责的原因。”
“谶纬和繁琐是新经的两个致命缺陷，尤其是谶纬，更成为今古文经学两派儒生共同攻击的对象。”
“关西杨家是今文经学世家，在今文经学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们突然跳出来，以新经指正新经，以新经反驳新经，以新经纠正新经，不能不说他们的智慧非常高，他们的策略非常巧妙。”
郑玄大师本人更偏重于古文经学，他在注经的时候，没有遵循师法、家法，也不守章句。但几百年来，谶纬之学已经深深扎根于经学，对儒生们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所以他也不能例外。他在融合今古文经学的时候，对谶纬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在注经中多以谶纬为据，并且为纬书尚书中侯作注。
谶纬之争由来已久。本朝经学大儒在治经中，是用谶纬，还是反对谶纬，一直争斗激烈。所以当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候，如何对待谶纬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朝自光武皇帝以来，盛行谶纬之学，从此有了“用谶纬”和“反谶纬”的争论。
“用谶纬”其实就是倾向神秘主义的以谶纬治经，“反谶纬”就是倾向理性主义地旗帜鲜明地反对用谶纬治经。
这两个派别分歧太大，两百多年来，凡是“反谶纬”的儒生都没有好下场，比如大儒王充、张衡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反谶纬”一派一向人才凋落。对于那些试图走进仕途的儒生来说，选择何种方法治经，不言而喻。
郑玄大师注经，采用了谶纬之学，属于“用谶纬”一派，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大汉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乱后，谶纬之学遭到了残酷的血淋淋的打击。它的的确确成了不合时宜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无益于大汉中兴的学术。
二十多年的战乱，几千万人的死亡告诉大汉一个事实。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所谓代表神意的谶纬根本没有意义，它既不能挽救社稷，也不能拯救无辜的生灵。
今文经学之所以迅速走上末路，原因就在于以谶纬治经。旧王朝没有了，以神意来论证大汉王朝合法性的谶纬失去了支柱，紧紧依附于王权，以谶纬治经的今文经学也就无法生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