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和京西，毕竟那两个地方和东南叛逆的地盘紧紧相连，当地官员在叛乱后可以迅得到东南叛逆的接应，实在不行的话也可以迅逃到东南去。至于西北，因为太过贫瘠，钱粮不足，党项和吐蕃都是敌人，叛乱后难以支撑，只要李虎不篡僭，王渊、刘光世等人还不至于马上反目。
李虎和众人商量后，随即决定毛军在参加完新皇登基典礼后，马上返回襄阳，和张关羽、赢秦、李迥等人做好平叛准备。应毛军的要求，李虎下令从大同调高缘、吴撞天和云海军到襄阳，马上建水军，做好南下攻打东南的准备。
西北军则进行一次大调整。杨可世调任西北大都督，主掌西北军事。杨志调任环庆路，出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杨陵调任泾原路，出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王渊、王、赵明三人则调到中原战场。
＝当夜，李虎在议事大堂宣布了自己独自摄政的决定。
为了进一步控制东府，削弱宰相的权力，宰相不再兼领两省侍郎。门下、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为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柴云、李复、赵明诚、霍六哥出任参知政事，范直昌以翰林学士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参知政事。
这样，东府就有七位宰执，西府有四位宰执，加上李虎，共有十二位宰执大臣。
宰相李纲没办法，他的权力严重削弱，只有接受这个事实。
＝六月十二日，新帝登基。
诏告天下，大赦。
同日，新帝下诏，天下兵马大元帅、汉王李虎摄政，辅佐新帝。
同日，李虎以天子的名义下旨，定国是，实施变革。
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指导机构。
设立“疏浚黄河司”负责治理黄河。
设立“提举市易司”作为全国市易务的管理机构。
设立“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详定诸行利害。
其它诸如财政等众多变革措施，由所属府署实施。
以上诸多机构都是仿效当年王安石变法，目的是把变法措施落到实处，由专门的机构来推行变法，另外也是进一步分化东府权力，确保变法顺利实施。
这次变革部分秉承了王安石的新政，但基本国策却彻底颠覆，而财经制度改革却走向了“放任自由、不抑兼并”的经济模式。
第二十五章 骊山争议
六月底，川蜀、荆湖、陕西、河东和关洛的巨商富贾云集长安骊山，和朝廷共议财经制度改革。
这些巨商富贾包括大地主、大商贾、大交子经营户和矿冶、织造、运输等各行各业的行会魁，人数过了六十人。
朝廷方面则由宰相李纲、副相黄涉、参知政事和相关府署长官参加共议。
在这之前，朝廷在李虎和虎烈人的强势逼迫下，以李纲、李复、赵明诚、张孝纯、马扩等为的一批持保守变革态度的官员不得不让步，接受了由李虎、黄涉、范直昌、燕青等人拟定的全新变革策略。
这是巨商富贾们第一次参予国家决策，第一次获得参政议政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是李虎给的，所以他们在感激李虎的同时，竭尽全力、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也使出浑身解数，与朝廷争夺利益。
议事范围非常广泛，从国策到学术理论，从经济到文化，从当前形势到统一大业，无不包括。代表官民两个阶层利益的一百多人讨论了大宋财政危机的缘由，范仲淹、王安石和蔡京变法的经验教训，新旧两党互相厮杀造成的危害等等，而重点则是在新国策基础上推行实施的一系列变革措施。
到了七月中，议事双方的分歧虽然在妥协中不断缩小，但形成了两大派系，这两大派系在激烈的争论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观点，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这是李虎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而这件事影响到了国家决策。
＝一派急于统一，立志把本朝疆土恢复到汉唐鼎盛时期，甚至要求开拓更大的国土，为此他们希望朝廷能够利用变革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国力，把中土的敌人和潜在的敌人统统消灭，或者赶离中国，从而排除入侵或受袭扰的危险。
这种积极的扩张策略表现在经济上，就是有效利用国家资源，迅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为此，他们要求朝廷设法控制和协调经济展，采取诸如管理铸钱、国家监督盐铁茶专卖、展商贸等等一系列措施。在律法上，他们倾向于严刑峻法，要求修改大宋刑律。大宋刑律宽松，尤其对官吏惩罚较轻，只要不是造反都不会叛死刑，坐牢都还能继续享受国家俸禄。这一点，也是大宋腐败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派根据战略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构设其国家目标，着眼于现在或将来，思想非常激进。
＝另一派则极力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认为朝廷的责任就是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以仁义治天下，宣扬儒家学说，设法恢复传统礼学价值，以图清除中国之积弊。
在经济上，他们推崇“放任自由、不兼并抑”的经济模式，虽然也要求国家干预，但仅仅是限制私人的自由和创精神，目的是为了抑制国家和富豪对穷人的压迫。
这一派在对外策略上趋于保守，他们设法限制单纯地为了扩大帝国版图或提高中土威望而进行的战争，控制国家资源在这一方面的过度耗费。
在商贸上，他们也非常保守，他们建议收缩，而不是扩大和遥远国家的贸易往来。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和海运贸易的历史来看，这种贸易往来对中国不利，输出丝茶等生活必须品而输入金银珠宝等奢侈品，不利于中土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