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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开了,随便找了个理由,辞官不干了。

李虎笑了起来,“你拍拍走人,轻松自如,我可就麻烦了。这些话不要说了,我深夜前来,就是向你解释一下,我把你从西北召回来的原因。”

朝廷实施变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革措施就是改“重文轻武”为“文武并重”文武并重最早的措施就是军政分离,但军政分离有利于集权,但不利于战事,尤其在这个乱世,无论是中央还是地上的军政分离都对战事的进行极其不利。如今中央由李虎一人独揽大权,基本上可以弥补军政分离带来的弊端,但地方上尤其是边境地区这个弊端越来越大,急需解决。

“我打算让你出任东京留守,全权负责开封府的军政事务。”

李虎郑重说道,“西征结束后,西北各边境地区也实行这一制度,但需要你率先实行,总结一些经验教训。”

王渊没想到自己还能受到重用,一时心情很复杂,半天没说话。

“未来一段时间,岳飞的任务是南下攻占淮河一线,而你的任务就是守住黄河防线和阻御山东方向的金贼,并给予岳飞以有力策应。”

王渊用力点点头,眼露感激之色。李虎这句话等于告诉他,整个中原和东南战场都是岳飞和他的,由此可见李虎对他的信任和期待。

“文武并重,文官可以出则为将,武官也可以入朝为相。”

李虎笑道,“过几年,等我们平定了东南,你也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可以回朝为相了。”

王渊呆呆地望着李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还可以做宰相

第二十九章 历史的洪流

七月三十日,骊山议政突然爆危机,大地主大商贾联名书告李虎,要退出议政,离开长安。

同日,宰相李纲、参知政事李复、赵明诚等人也书告李虎,指责大地主商贾借助变革的名义攫取权柄和利益,动摇国之根基,要求李虎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镇制。

李虎急赴骊山,听取双方的呈述。

=在这次骊山议政中,李虎动的变革有个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大幅度提高了工匠商贾的地位,并给予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力,这是历史上的创,是一个空前的创举,也是与范仲淹、王安石、蔡京变法截然不同的地方。

农工商并重、共同展已经成为中土的基本国策,那么工匠商贾的地位自然就要提高并得到参政议政的权力,这是一个必然,任何力量都无法阻碍。

然而,中土一千多年的历史,儒学一千多年的崇高地位,重农抑商这个似乎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治国策略,给中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烙印,上至皇帝、官僚、儒士,下至农夫、工匠、商贾,无不深陷于这个牢固的桎梏。

皇帝、官僚和儒士有历史做证据,有学术理论做基础,在“士”这个阶层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反对这个变革策略。武人的地位可以提高,但工匠和商贾的地位绝对不能提高,一千多年的贱民想翻身作主人,做梦去吧。

工匠和商贾历来受到打击和欺压,但一千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尤其是商贾,更是不惜一切代价。到了本朝,契机终于出现了,在人口和土地的矛盾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大宋不得不展工商业,但因为“士”牢牢把持着统治权,他们依旧被踩在社会的最低层。

今天,李虎出现了,李虎的新变革出现了,而这个新变革的核心就是创造财富,李虎把创造财富的希望寄托在工商业的展上,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创举,提高工匠商贾的地位并给予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力。

骊山议政的成功举行,各地商贾云集长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商贾迫切需要这个契机就此崛起,迫切需要参政议政的权力从而加入到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中去,所以他们拥戴李虎,支持李虎,希望利用李虎的强悍武力实现他们世世代代的梦想。

李虎起了骊山议政,请地主商贾共议变革策略,这是一个推进变革实施的手段,所以朝廷中的官僚们不但没有反对,反而非常支持。在骊山议政的第一阶段,虽然出现了东溪派和西观派,出现了两种战略的对立,但最终还是在李虎的威逼下,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的基本国策。接着就是骊山议政的第二阶段,这时候,“士”与“农工商”两大对立阶层对权力的争夺战突然爆了。

李虎始料不及,官僚们也是始料不及,至此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变革的每一项具体政策都要牵涉到府署、官僚和职权,这其实就是行政权力的再分配,做为代表农工商三大阶层利益的地主、作坊主和商贾当然不会放过提高自身地位和加入到资源、财富的分配中去,于是必然要生代表“士”这一阶层利益的官僚集团和代表“农工商”三大阶层利益的地主商贾集团对行政权力的争夺。

在骊山议政的第一阶段,李虎为了尽快确立基本国策,曾和官僚集团、地主商贾集团做出了妥协,其中对地主商贾集团的妥协就是允许他们加入到资源、财富分配中,也就是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和最高交子务中给予他们部分权力。

另外,代表这个集团利益的范直昌出任参知政事,燕青出任提举市易司的长官,这对朝廷来说,已经是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

但是,骊山议政进入第二阶段后,范直昌、燕青联合大地主大商贾在官制、科举、财经、教育等各项改制中向朝廷起了全面的“夺权”大战。比如要求设立独立的不受朝廷控制的由大地主大商贾组成的管理和监督各行各业经营制度的制定、实施和运行状况的机构,要求代表本集团利益的士人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律法、监督等各级府署中出任要职,要求在农工商地位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修改科举取士制度和教育制度,等等。

综合起来说,就是地主商贾集团要取得更多的行政权力,更多的决策权和执行权,他们不但要用律法的形式不断改善和提高自身的地位,更要利用变革的机会获得更多的参政执政权力,要想方设法打破“士”这一阶层对统治权的垄断,要彻底摆脱“农工商”三大阶层被统治阶层任意屠宰的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