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很担心会场的纪录问题，不过前来的人倒没有出现张海所想象的那些问题。
相比熟人众多的学生群体，被请来的一千五百余人很多相互之间都是陌生人，在有意重新安排整队的情况下就是比较熟悉的人也不坐在一起，加上成人强于儿童的自制力还有这一路上的威慑，倒也没有太大的嗡嗡声。
最开始的时候，张海的想法是摆明新朝的一些禁忌和雷区，并对文化出版做出一定的规范，训导是主基调。可是张海在经过仔细的思考之后，还是放弃了原有的想法。
在近现代，一个刚刚从赤贫农业社会发展壮大起来的社会，的确需要舆论管制。这时候的社会矛盾的承受能力很低，而文化教育还有传媒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超出了社会的水平。更别说近现代还有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而在当下的新朝，出版印刷行业借新文化之风还有部分地区经济水平的巨大改善及种种作用，文化出版比明朝后期强化了一个层次，职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但如果用近现代的标准来看：如今新朝社会的政治启蒙水平很低、传媒手段很有限。出版与文化市场也只是刚刚形成的水平。各类书籍每年出版量出版物比明时增加为原来的至少十倍，但相比现代，那就只是几百分之一的规模。各类刊物和报纸绝大部分也都是新朝这数年来才逐步发展壮大的，主要依靠很早就展开扫盲与文化教育的军队及政府，但也不过二三十种刊物，十几种发行量还算凑合的报刊。也几乎只是后世中国的几百分之一。这还不谈在单种书籍与报刊的文字量与水平方面，那差距更是小学生作文与专业学者之间的区别
如果说如今新朝最为突出，甚至绝大部分古今中外的政权都不具备的，那就是新朝快速崛起的历史还有密集的发明创造外加利用新朝四年王恭厂事件，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中央威信与君权神性。
正是这些因素，使张海决定改变最初的想法，这座谈会的定调也不是树规矩立方圆，而是在不违反基本底线的情况下鼓励创作自由。
“同新朝政府打过交道的，都知道我们的传统是直来直去，因此我也就不绕弯子了。我外出的这数个月里，纷纷有人来试水。出版一些看起来打擦边球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是受谁的鼓动，也不知道你们暗中受谁怂恿。。。”
张海的话说到这里，台下还是响起了低低的嗡嗡声，恐惧的情绪也在蔓延。按一般人的理解，这话的意思显然是张海对这几个月来的文化出版乱项不满，要清理整顿了。不少人曾经把新朝比为暴秦，那自然知道焚书坑儒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