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层意义，那就是打破原本乡宗人情的各种盘结依附，尤其是在土地和荫户方面。
伴随着乡乱的惩处，沈哲子在京畿几个郡县之内也是坚决推行着编户齐民、土断归籍的政策。甚至包括他们沈家在内，都绝不容许再在京畿周边豢养包庇大量生民劳力，打造一个围绕建康为中心的生民各得耕织工役这种良态世风的区域。
而在施行这些政令的时候，沈哲子也是一再表态，这只是京畿所在、定乱需求才有的特事特办，绝不会将之当作定制向畿外郡县蔓延。
关于这一点，沈哲子倒是没有说谎，目前的他其实精力还不能完全放在内政处理上，而且想要放及四海的打土豪、分田地，当下无论是环境基础、民意基础包括统治构架都还不成熟。
定策但却无力推行，最重要是没有与此相关的充足的人才储备，政令只能浮于表面而无法落实。反而有可能激发各地那些乡宗的反对热潮，继而酿生出层出不穷的民变。
只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无论谨慎也罢，保守也罢，沈哲子作为定策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他的策略，就是打造建康城这样类似的区域大中心，确保在这些中心区域内，他的统治和政令能够得以充分的贯彻，对资源的调动能够得到有利的执行。至于其他边远郡县则暂时保持现状不变，继续加强商贸的往来以确保民间资源的流通。
这样的区域中心，在沈哲子的构想中肯定不只江东的建康和京府，包括如今的淮南寿春、未来的河洛、徐北彭城、江州豫章、荆州江陵、襄阳等地，都要向这方面来发展。先确立一个统治的基点，然后以点连线，以线带面。
只有等到这种布及四海的点、线、面构架完成，才是继续进行下一步推动的基础，覆及郊野边治。至于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在当下这个世道而言，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情况。
这些秩序的建设，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京畿这里局面敲定之后，便可以达成与淮南隔江呼应的格局，再佐以老爹沈充此前大修驰道的计划，这种中心呼应基本上已经可以保持江东局势的平稳，未来沈哲子也能更加安心坐镇洛阳。
关于州郡方面对今次中枢清洗的态度如何，目下值得关注的也仅仅只有荆、江两处而已，至于交广等地与中枢的彼此影响还是偏弱。
江州刺史钟雅在这过程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保持着缄默，这也是因为自从王舒在江州任上死后，江州便始终处于一种被荆扬压制的状态，甚至久为荆州附属，连作为缓冲地的意义都逐渐削弱。
钟雅是沈哲子重新构建台省秩序的人选之一，所以一待建康城内的清理告一段落，便即刻下诏召钟雅入都，代替何充担任中书令，与国丈卫崇一起负责台城各项构架事宜的重建。
至于接替钟雅的人，沈哲子则安排叔父沈恪。这两人都曾经有着大乱之中、御前拱卫的经历，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其实包括褚翜、刘超在内，也都有此中经历。
不得不说这种体验对政治声望的增加效果是巨大的，没有这一份资历，就算沈氏大权独揽，沈哲子也不便直接安排家人担任大州方伯。
可是荆州方面，形势就微妙得多。且不说荆州分陕之重并庾怿这一时期的尴尬处境，单单荆州本身就是沈哲子影响力一个漏洞所在，所以在荆州问题上，他也不得不慎重，做出充分考虑。
第1145章1140 布政荆镇
畿内最近过去的这一场动荡，荆州始终没有表态，一方面有路途遥远、消息难通的缘故，另一方面便是庾怿在这当中所处的尴尬位置。
庾家兄弟今次表面上的罪责虽然不如诸葛恢那么严重，但那也是因为庾冰、庾翼两人识趣，没有让沈哲子太过为难。而实际上，他们兄弟除了逼杀皇太后之外，这一行为实际上也是在反对沈氏吴人的一家独大。
无论是在法礼上，还是在实际上，庾家本该承担的罪责才最大，而诸葛恢全家受死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分担了一部分本该庾家承受的罪责。
政治上的考量，从来都难以从纯粹的是非角度去考量。而沈哲子之所以这么处理，主要意图也不是为了包庇庾家或者说顾及庾怿个人的感受。在处理荆州问题上，庾怿的个人意愿如何其实也不是最重要的。
晋祚各个方镇中，军头问题最严重的还不是徐州。徐州仅仅只是因为南来侨民太多又缺乏一个适宜的统筹策略，对于一众流民帅们只能采取收效不算太好的羁縻政策，因此才显得混乱。
而这些问题跟荆州比起来，又实在算不了什么。荆州分陕的名头不是白给的，在沈哲子将徐州纳入进行有效整编之前，荆州始终都是晋祚军力最为强大的方镇。
而且更要命的是，荆州地处大江上游，对江东政权呈顺流压迫姿态。哪怕是到现在，若是荆州之众矢志作乱，发兵南来，对当下的江东政权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如果荆州彻底站在了江东的对立面，沈哲子想要维持当下的统治局面，也必须要放弃掉江北局面，将大军抽调南来布防。这也是为何早前各方于畿内作乱，对荆州多有寄望的原因之一。
处军力兴盛之外，荆州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兵员构成极为复杂。
首先是蛮兵多，荆州刺史府构架下的南蛮校尉，主要责任就是统领管制西南那些蛮人部落并兵众义从，蛮兵在荆州军序列中虽然占不到主导地位，但比例也绝对不低，尤其在荆州周边那复杂的地势环境中，这些蛮兵的战斗力也都极为强悍。
其次便是氐羌包括匈奴等各路人马多，这些胡兵主要来自于汉中、关中等地，无论是此前的汉赵攻打中朝关中残余还是后来的两赵交锋，包括当地人的内讧，都驱使着相当数量的胡众向荆州转移。
这些胡众们本身不服法度，又不习耕织，哪怕被收容羁縻于行伍之内，同样是悍性难驯，需要严加警惕，稍有不慎便有可能造成哗变逆乱。
第三则就是江汉之间的流人，随着陶侃主持收复襄阳，这一部分兵众目下主要集中在那一片区域内。
最后一点，或者说前三个因素必然要造成的一个后果，那就是豪强多，无论是当地的土豪大宗，又或者胡、蛮酋帅，包括众多的流人军头，这都令得荆州局面远比早前的徐州要复杂得多。
当然，也正是因为荆州内部本身如此复杂的状态，使得各方彼此制约掣肘，这才没能完全凝聚成为一个侵略性十足的军头集团。而这种状况，又使得任何单一手段在应用到荆州上其实都不算太有效。
像是早前的王氏内外大权独揽，王敦在反制中枢的时候，也并没有将荆州军引为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