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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在谴责杨广不惜民力修运河，发动三次征高句丽而导致亡国，殊不知没有杨广修的运河，后人都没办法下扬州运河之利，一直持续到后世，可见杨广确实做了实事。错就错在杨广太过着急，要是徐徐图之的话，千古一帝说不定都能当得上。
凭物怀古，是每个中国人都喜欢做的事，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要是像辽国、西夏一样，立国不过百余年，哪里有什么历史可言
“小官人，这是到杭州了”史陌怔怔地问道，他不敢相信居然有能比拟汴梁城的城市
刘忠也好，史陌也罢，都是没有到过江南的。见识过了汴梁的繁华，但是杭州也不差。
怪不得柳三变写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当是写得不错，虽然杭州的人口没有汴梁城那么多，但也有几十万人。在宋朝也没多少城市比得上，更别说其他国家了。
看着运河之上的船只似乎比汴梁城中更多，张正书也是感慨。江南一地，果然是宝地。即便是宋朝，开发了这么多年，也只不过把杭州的潜力挖掘出那么一点点罢了。至于后世的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现在都还是荒芜的，偶有村庄也很穷。张正书早有计划，要派人过来开荒土地，然后在中原地区宣传江南的好处，在没有靖康耻的前提下，靠着三寸不烂之舌也要对江南大开发。
一旦有汉人过来开荒，肯定会形成风潮的。
中原地区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水土流失很严重，农田肥力也逐年下降。要是抛开故土难舍的心思，迁徙过来江南，那肯定能让江南短时间内就大有起色。经营个三五年，未必就比中原差了。
经济重心南移，是历史大势。看看南宋，以一隅之地，都能抗衡金元两朝百余年之久。即便是正史上的南明，也能苟延残喘一时。江南的钱粮都有着无与伦比的潜力，就看有没有人能看出江南的潜力了。
“这里就是杭州了。”张正书说道，“大文豪苏轼还在这里做过通判，做过知府哩，听说他还筑了一条苏堤，疏浚西湖，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作为标志。也算是为杭州做了不少实事，百姓至今还记得他。”
曾瑾菡对苏轼也有点崇拜，毕竟是大文豪啊但凡是读书人，谁不知道苏轼苏东坡
“郎君，这苏东坡自然是做实事的人，为何他会被贬至儋州呢”
曾瑾菡为苏轼鸣不平，这样一个大才子，岂能这么对待
张正书却摇了摇，说道：“文人相轻，且不说苏轼与朝中之人政见不和，就算政见一致，也未免不会有人下黑手。苏东坡性子豪迈，不屑于结党营私，又不擅长斗争，被贬是正常的。其实，他不要发声，为一地百姓做好实事，就足够了。可惜啊，苏轼这人眼里容不得沙子，叫他不发声还不如杀了他。所以，他被贬我一点都不意外。”
第六百三十一章：很傻很天真的苏轼
曾瑾菡默然了，然后才说道：“难道一个好官，就注定不能被朝廷所容吗”
在曾瑾菡小时候，就是苏轼在杭州做知府的时候，她对苏轼是有点感情的，特别是同情。“好官与否，自有后人评说。苏轼的政务也还算办得不错，但若说他是一个好官，也算不上。真个评论起来，他只能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种。性格决定成败，他的弟弟苏辙比他稳重得多，所以苏辙能当上宰相，他不行。苏辙的办事能力，可见得比苏轼好多了。有些官嘛，他只能做一介地方官，但是回到朝中，回到中枢，那不是帮了他，而是在害他。从某个程度上讲，苏轼其实和范文正公是一样的官，只不过苏轼还缺点手腕罢了。”
张正书的话音刚落，旁边就传了一个声音，恨恨地说道：“你是甚么人，居然敢如此诋毁苏相公好个贼子，须容你不得”
听得这句话，张正书刚刚回头，就看到一个汉子举着扁担向他打来。风声呼呼的，威势十足，想来是全力打来，张正书吓了一跳，连忙护着曾瑾菡退了两步。他还没喊出声，刘忠、史陌就一同出手了，间不容发地拿住那根扁担，夺了过来，刚想提起铁拳教训教训那汉子，却被张正书喝住了：“住手，别打人”
“呸，你这贼子，莫要装好心，我不承你情”
那汉子颇有血性，虽然打不过，但嘴上却不求饶。
张正书拱了一拱手，说道：“这位兄台，刚刚我的护卫多有得罪，但你说我诋毁苏轼，我却是不认同的。苏轼是一个中间派，他不会结党营私，他是一腔热忱为了大宋，但他做官确实不得要领，这不过是公正的评价，你为何说我诋毁他难道一个人就该十全十美，没半点缺点么”
这汉子登时语结，喃喃地说道：“反正你不能说苏相公的坏话”
张正书却负手背后，说道：“哪怕是苏轼本人在此，我也是这么说。他文章诗词写得是不错，但说到治国，他比王安石都要差瞧瞧他在元祐党争中的表现，可用不知所谓来形容。一个国家的国策，哪怕是错的也好，只要认真贯彻去执行，到最后未必会很差。但是你的苏相公呢，连同一大帮无所谓的人，攻讦熙宁变法，在政事上懈怠，改革不力的责任倒有一大半归结他们身上，我又哪里说错了诚然熙宁变法有不足，但略微调整，未必就不是利国利民之策，为什么一定要全盘否定不外乎他们不想变，怕触动自己的利益罢了。苏轼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心理，可能真的为国家着想吧，但他的方式用错了。所以我说他不适合在朝中为官，适合在地方为官，有错吗”
这汉子更加吱吱唔唔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说道：“那又如何，苏相公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就记得他的好”
张正书笑了笑，没有否认这一点。
说实话，苏轼执政最大的功绩，就是在杭州了。
就跟司马光一样，只会故作文儒高雅，吵架也不行，做事也不行，也就驴粪蛋子表面光鲜。要是真的叫这些人做了宰相，肯定又是另一个司马光。看看司马光的政绩就知道了，他连章惇都斗不过，还对高太后撒谎、捏造事实来攻击熙宁变法，最后还是倚靠着章惇的自傲，得罪了高太后才尽罢新法，而此时章惇也和苏轼结上怨了。
从这件事就知道了，苏轼的情商是真的低下。
众所周知，做官一事，智商只是其次，真正重要的是情商。苏轼经常得罪人而不自知，一张臭嘴一支毛笔把自己搞得半生颠沛，不得不说是咎由自取。做官嘛，肯定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的。可偏偏苏轼的敌人满朝都是，朋友却越来越少，不得不说苏轼这做官实在太失败。
看看他对熙宁变法的态度就知道了，就拿差役法来说，王安石是提倡免役法的，章惇也鼎力支持免役法。但司马光这个蠢材看不到免役法的好处，力主废除。然而，差役法是带有人身强制性质的野蛮落后的社会制度，其被废弃是必然的，不是以司马光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熙宁变法以后，“赋役合一”渐渐成形，即便司马光废除了免役法，但后面知道自己干了蠢事，再下命令，要求各地在恢复差役法的同时，仍要保留一些免役法项目，好收取免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