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书为宗法。
董其昌一生极为勤勉，又享高寿，所以创作了极多的书画作品，流传至今的也很多，其中已定论为真迹的收藏在故宫、上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董其昌作品最多，绘画方面较著名的有：高逸图轴，作于63岁，略仿倪、黄、笔墨丽秀是中晚年佳作；关山雪霁图卷，作于81岁，是老年的用力之作，根据卷末自题，此卷是从关仝的关山雪霁图原幅改写而成。藏于故宫的著名书法作品有：月赋卷，作于47岁，取法唐晋，笔画秀娟，是早年小楷书精心之作；东方先生画赞碑，作于50岁，所作楷书，师法颜真卿，字体规整，行气疏朗，是中年时期楷书代表性杰作；三世浩命卷，作于71岁，楷书、师法颜真卿，结体端正，法度严谨；岳阳楼记卷，作于54岁，大行书，师法颜真卿、李兆海。运笔中锋直下，转折流畅，反映了中年时期行书面貌。路马湖记卷，代表晚年行书之作。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代表作有：山水画江干三树图、秋兴八景大画册为董其昌一生之精心杰作，与此同样还有一本大画册，已流往海外；北京市文物商店藏有一件书法作品金沙帖；南京博物院藏有书法作品松江府制浩，吉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著名山水画昼锦堂图卷。
董其昌作品比较珍贵，但在流传过程中赝品不断充进去，至今已难见精品，可说赝品充斥市场，尤其是民间收藏，即使不是赝品，也是小幅泛泛之作。海外艺术市场董其昌作品较多，欧美收藏家喜欢他的书画，但由于难辨真假，所以不敢轻易出大价购买。反之，一旦能确认确是真品，则不惜重金，以购到手为目的。1989年6月纽约拍卖过一幅他的婉娈草堂图被专家认可，价格一下子被抬了上去,高达165万美元，成为当时仅次于元人秋猎图卷的第二幅价格最高的中国古代书画，此图之所以能为专家认可，主要是一些典籍中曾记载过这幅画，此画曾为王鸿绪、安仪周、乾隆收藏，著录于平生壮观、墨缘汇观、石渠宝籍三编。这幅山水画,笔墨韵厚重，皴法细密，气韵雄浑，代表了董其昌文人画的最高成就，画面空白处则填满了各名家题跋，是难得的精品、真品。以后，纽约市场一直没出现过这么好的精品作品，因此价格也一直没上去,1990年共见到5幅作品出售，第一幅是行书二十七开册，售价为165万美元；第二幅是行书手卷，8800美元；第三幅是山水立轴，仅卖到3850美元；第四幅是尺牍十一开册页，售价14万美元；第五幅是九峰雪霁图绢本手卷，卖到15万美元。作品辨伪董其昌作品流传多，其重要原因是生前有许多人为其代笔，这比一般的仿制要难予分辨。启功先生专写一文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详加考证。据现代学者研究，书法的主要代笔人最著名的是吴易，作画的代笔有赵左、僧珂雪、沈士充、吴振、赵问、叶有年、杨继鹏等。董其昌的代笔画，大多是自己落款盖章。水平较高的代笔之作大多出于赵左、沈士充之手。
阮大铖约1587约1646中国明末戏曲家。安徽怀宁人。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天启间官给事中，依附阉官魏忠贤，为人奸诈猾贼，嗜权罔利，时人称之为小人中之小人。崇祯二年1629，魏党事败，他名列逆案被罢官，避居南京，招纳游侠，谈兵说剑，但崇祯一朝终未得仕。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破北京，明亡。同年五月，福王在南京即帝位，马士英执政，阮大铖得其荐举，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晋为兵部尚书。他索贿敛财，镇压异己，对东林、复社诸人立意报复，大兴党狱。顺治三年1646六月，清军渡钱塘，阮大铖率先剃发降清。清授其内院职衔。他感激涕零，自请为前驱，破金华后随清兵入闽，过仙霞岭时因病发死于道旁。一说阮大铖闻马士英被杀，自投崖下死，被戮尸。阮大铖品格卑劣，为士林所不齿。但他颇有才华，尤善词曲。所作传奇戏曲有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尼合、忠孝环、桃花笑、井中盟、狮子赚、赐恩环、老门生等10种，前4种今存，合称石巢传奇四种。诗文有咏怀堂全集。
明末时人阮大铖15781646字集之，号园海，又号石巢。安徽怀宁人氏。万历丙辰科中会试，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不久因居忧还里。阮大铖曾经列籍东林，为高攀龙弟子，同乡左光斗是一位谠直敢言的御史，也是大铖倚以自重的朋友。天启四年春甲子，吏部都给事中出缺，左光斗通知大铖来京递补。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以察典近，大铖轻躁不可任，准备改用他人。大铖至北京，使补工科，因此心怀怨恨。于是暗中结交宦官进行活动。吏部不得已，重新任用大铖为吏部都给事中，遂得偿心愿。
大铖自此投靠魏忠贤,与一班阉党结为死友，造百官图，以献媚于魏忠贤。因为畏惧东林党人的口诛笔伐，上任未及一月便自请归里。大铖回到故乡怀宁，难免心有不平，私下谓亲朋曰：“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已而杨涟、左光斗诸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捕入狱死，大铖不免面有得意之色。不久又被召至京城，为太常少卿。再次进京为官，大铖似乎预感到危机即将来临，与阉党的来往总是非常地小心。甚至每一次去拜见魏忠贤，都要以重金贿赂忠贤的门卫，要还其投递的名刺。仅过数月，便又侦知大事不妙，复上书乞归。崇祯改元，忠贤既诛。大铖准备了两本不同的奏章，一起送至北京的朋友杨维垣处。其一专劾崔、魏之阉党。其二“以七年合算为言，谓天启四年以后，乱政者忠贤，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乱政者王安，而翼以东林”。把天启一朝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对东林和阉党各打五十大板。如此手段既为前史之未有，确实不枉史称有机敏贼猾之誉。崇祯元年，大铖三上京华，任光禄卿。可惜仅过数月，御史毛羽健劾其党邪，不久被罢官，又重回故里。明年更是被钦定为通番逆案，论赎徒为民。从此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而不得志。
既然无官一身轻，大铖于是游山玩水，作诗，娶妾，拍曲，演戏，也结交了不少东林名士，俨然晚明士绅的风雅生活。其实阮大铖天生不甘寂寞，暗地里一直心存投机钻营之心。针对阮大铖准备卷土重来的阴谋。崇祯十一年七月，复社人士会集南京，起草留都南京防乱公揭。作为明末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签名者多达一百四十余人。这篇檄文揭露阮大铖作为阉党余孽，迫害东林党的罪行；表达了复社志士为国除奸的决心。由于一时声势浩大，吓的阮大铖偷偷跑到南京城外的牛首山，在那里闭门谢客隐居了五六年。公元1643年周延儒复相，大铖亦曾出资相助，仍然期望能够谋得一官半职。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此举为大铖弘光时最后一次地出山，得以捞取光宗耀祖的政治资本埋下伏笔。崇祯十七年为躲避农民起义军，正式定居金陵居咏怀堂，位于今日江苏南京城南库司巷，此处即当年被百姓戏称为“裤子裆”的地方。大铖避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期望朝廷能以边才见召。